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研究若从年考古专家徐旭生先生的寻找“夏墟”那一年算起，如今已经过了近60年，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王都的地位已被大多数学者认可，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也已在去年建成开放。不过，网络上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但是我是非常赞成二里头遗址为夏朝都城的定性的。二里头遗址确实非常具有“王气”，这一点从遗址中出土的上百件青铜器中也可看出。
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的“中国之最”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包括最早的青铜鼎、青铜爵、青铜斝等。
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
二里头青铜礼器所显露出的“王气”：三代青铜礼器的开端
“绿松石龙形器”与铃舌是玉石质地的铜铃
绿松石每片大小仅为0.2厘米-0.9厘米，厚仅0.1厘米左右，总计多片完美的拼嵌在一起，组成了一只长近70厘米的史前“巨龙”。巨龙的头部为方形，眼与鼻由大块的玉石与绿松石拼接而成，格外突出，营造出一种说不出的原始氛围。
“绿松石龙形器”出土时是被放置在墓主人的胸腹部，而铜铃在绿松石龙形器的中部，据说在绿松石龙形器的周围还有丝织品腐蚀的痕迹。这应该是一套礼器，铜铃属于其中的一部分。玉石质地的铃舌格外特别，可以想象铃舌在晃动中会发出声响，增加了祭祀时的神秘气氛。
绿松石龙形器与铜铃在当时应该属于某种仪式中的固定组合，只是绿松石龙形器在这之后简化成了一种更为轻巧的“镶嵌绿松石铜牌”。出土于二里头贵族墓葬的绿松石铜牌饰有三件，出土时均在墓主人的胸腹部，同样伴有铜铃出土。
从绿松石铜牌的兽面纹来看，绿松石铜牌对史前玉器的兽面纹有所继承，同时，又延续到了商代。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兽面纹与二里头遗址的铜牌有着近乎一致的构图。此外，在成都三星堆遗址也层出土了3件据信为商代的绿松石铜牌饰。
上海博物馆内青铜束腰爵青铜爵，二里头遗址中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容器，也是青铜礼器中数量最多的一种。
传说中“禹铸九鼎”，鼎在之后也成为了王权的象征，有“问鼎中原”之说。然而，不要说大禹九鼎不知所踪，而目前发现了最早的青铜鼎就出自二里头遗址。
网格纹青铜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年-公元前年，考古学家根据遗址内的出土文物，地层关系等又将遗址划分为四个时期，这件青铜鼎出自二里头遗址四期，其造型还比较原始，上有简单的网格纹，遗址内就仅发现这一件，非常珍贵。
青铜斝除此之外，还有青铜斝、鬲、盉、钺等，基本上都是目前为止最早的青铜器类别。这些青铜容器的出现，并非是出于实用性的需求，而是作为特殊礼器出现，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在这之后，这套青铜礼器被商朝所继承、发展，可以说二里头青铜礼器是三代青铜礼器的开端。鉴于国际上一般以城市、青铜器、文字为衡量文明社会形成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这批青铜礼器则宣告了中国文明的真正发端。
或许，有人会问就没有比这更早的青铜器吗？答案是有，但只是个别遗址中的零星发现，并且还不能称之为青铜礼器。
那些比二里头遗址青铜器年代更早青铜器
在二里头遗址之前也在一些遗址中发现了零零散散的青铜器，但这些青铜器基本上都是小件，也不是酒礼器之类的，根本不成体系，如：
齐家文化铜镜，属于新石器晚期遗址，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镜。
马家窑青铜刀，同样来自新石器时期，这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刀。
除了这些，陶寺遗址中也出土了几件小件青铜器，有铜铃、齿轮、铜环及铜残件，除了铜铃外，其它还远远称不上为青铜礼器，更无法与二里头遗址的青铜酒器相媲美。因此，二里头遗址青铜器才被称为三代青铜礼器的开端。它在史前陶器的基础上而来，又被商朝继承。二里头遗址之所以能被认定为是夏朝都城遗址，遗址中发现的青铜礼器占有不小的分量。
总的来说，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形容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礼器，即继承、开创与延续，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而有些夏朝都城候选遗址所具备的此类特质并不明显，因此才很难被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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