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文化区之外的其它考古学文化区域近年来也不断有玉器的集中出土。种种迹象显示，这些文化区域所出玉器与中原地区商文化玉器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具有较多地方文化因素的同时，也深受中原地区商文化玉器的影响，甚至有些玉器很可能就是从中原地区流入的。
三星堆文化
三星堆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及其附近地区。该文化玉器主要出土于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及其附近地区。从年至今，这一地区已先后有六、七处地点成批出土玉器。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城西8公里南兴镇三星村、真武村一带，是一处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延续商末周初的大型都邑遗址。以三星堆古城为中心，迄今为止已发现60余处文化遗址，形成了总面积达12平方公里以上的遗址群。三星堆古城始建成于三星堆文化的二期文化偏晚阶段，相当于商代的早期。该城东西长-米，南北宽米，总面积约2.6平方公里。在古城的中轴线上依次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庙和西泉饮四个相连的大土堆，几次重大的玉器发现地点均位于这一中轴线上。一般认为，三星堆遗址是早期蜀国的都城遗址。
出土玉器时间最早的地点是广汉中兴乡月亮湾的一燕姓家的宅基旁。年在此发现一玉器坑，出土玉器达三四百件之多，引起世人的注目。可惜的是，这此玉器的大多数很快就散佚了。年葛维汉、林名钧、郑德坤等学者在此地对发现情况进行了调査和发掘，査清玉器坑为长7尺，宽3尺、深3尺的长方形坑，出土器类有璋、圭、斧、璧、暧等。出土时这些器物或“叠置如筍”或“横卧泥中”，显然是有意摆放的。当时学者多认为此处是祭祀场所，或与祭山有关。年在距年所发现的玉器坑五、六十米处又发现一玉器坑，出土有成品、半成品和石环。
年7月和9月，在三星堆遗址南侧相继发现了两个祭祀坑，出土玉石器、青铜器、金器、陶器及象牙、海贝等各类遗物近千件。这既是三星堆文化玉器第一次科学的出土，也是迄今为止三星堆文化玉器最重要的一次发现。
一号祭祀坑为长方形，底略小于口，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坑底长4.1米，宽2.8米，坑深2.8米，坑内有填黄色五花土，并经夯打。二号祭祀坑位于一号坑东南约30米，形状相同，坑口长5.3米，宽2.22.3米，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深0.55~0.65米，坑内填有黄色五花土，并经夯打。一号坑出土各类遗物达件之多，其中玉石器居多，占总数的47.92%。这些玉石器以玉璋为主，包括玉质的璋、琮戈、凿、镌、暧、锄、斧、匕（剑）、佩和石质的琮、斧、铲、凿等。二号坑出土各类遗物约件，其中玉石器件，约占总数的33.51%。
这些玉石器除集中出土于一件铜尊的41件玉凿外，包括戈、璋、暧、环、刀、舌形器、撕、镑等。二座祭祀坑的年代，据发掘简报所称，一号坑的年代相当于殷墟一期，二号坑晩于一号坑，其年代相当于殷墟晩期。年所发现的玉器坑的年代，现在看来应与年发现的一、二号祭祀坑基本相当。
除三星堆遗址一、二号祭祀坑重大发现外，建国以来在三星堆遗址附近不断有玉器的零星出土。年高骈乡农民在挖坑时挖出斧、刀、矛等一组玉器和一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据调查这些遗物出土处似为一座深1米的土坑，可能是一座祭祀坑。
年，在三星堆遗址西城墙外鸭子河边出土4件璋，形体最小，长度仅3.7T.1厘米，可能是冥器。后来调查者认为，这些璋应属于与年发掘的一、二号祭祀坑同时期的遗物在广汉三星堆具武仓包包的一座祭祀坑中也出土有较多的玉器，主要有璧、琮等，其中以肉上有方形的孔最具特色。其年代要早于一、二号祭祀坑，大约相当于商代的早期。此外，四川省博物馆馆藏的一些玉器中如多孔石刀、勺形器、圭、璧等据说也是出土于三星堆遗址。
从年至今，考古工作者集中对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进行了大规模的持续发掘，获得重大发现，并先后三次出土成组的玉琮、璧、暧等玉器。
年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对三星堆发掘进行了现场直播。从所出土的遗迹现象来看，其中数个灰坑都可能是祭祀坑。而且在众多沟槽的横切面也显露出还有很多祭祀坑重重叠叠在一起。由这些迹象可以初步推断，目前发掘的约平方米的整个区域，可能是一个大的祭祀区。迄今为止，在此区域多次发掘均未找到生活房屋和宫殿遗存，可能会有更多的祭祀坑存在，甚至有理由怀疑遗址的整个区域都是一个大的祭祀区。
三星堆文化玉器面貌较为复杂，含有较多数量的石质器物，玉石质工具所占比例较大，基本不见装饰类玉器和动物形象玉雕。三星堆文化玉器以璋类的数量最多，据称历年所出有七八十件之多，仅在二号祭祀坑就出土了30件，且目前尚未见有石质的璋，这说明璋在三星堆文化中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柄部施多齿形扉牙端部呈凹刃的玉璋是三星堆文化玉器中最具特色的礼器，也是目前所见商代形体最大，仪仗最为壮观的礼器。此外，虽然在一、二号祭祀坑中未发现璧类玉器，但从其它地点出土的成组的玉石璧来看，三星堆文化的璧有着较明显的地方特色，如仓包包出土的璧肉上带有方形孔的璧不见于其它文化。
对三星堆文化玉器的年代历来存在争议。我们倾向于坚持三星堆文化玉器的主体年代应与一、二号祭祀坑的年代基本一致，即相当于殷墟所代表的商代晚期。同时，我们也不否认三星堆文化玉器中存在时代更早的玉器。因为从玉璋的形制上看，一、二号祭祀坑确实存在着早晚形态上差别，二号坑的边璋也未在一号坑中发现，有的阑饰形饰与二里头遗址、二里岗遗址同类器比较接近，或可早到夏代晚期或商代的早期，但大多数的器阑已失去了夏代和商代前期盛行阶段的庄重谨严的特征，表现出明显的衰退迹象，应属于商代的晚期。
年2月8日，在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意外地发现一处重要的祭祀遗迹，出土玉器、青铜器、金器、石器、象牙器等余件珍贵文物以及1吨左右的象牙，这是四川继三星堆遗址后又一重大发现。其中玉器余件，主要有玉戈、玉璋、玉琮、玉圭、玉凿、玉剑、玉矛、玉牌饰、玉环、玉镯等10余种。出土的最大的1件翡翠绿玉琮高约22厘米，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完全一致，琮表面还有细如发丝的微雕纹饰和一人形图案。其土的玉戈和玉矛与中原地区所出完全一致。目前金沙遗址的发掘工作仍在继续，其范围、性质和年代都尚不确定，但从出土文物来看，该遗址与三星堆有着较为密切的渊源关系，应与三星堆同时或稍晚，为古蜀文明的权力中心。
吴城文化
吴城文化主要分布在江西鄱阳湖及赣江流域。以清江吴城遗址为代表的吴城文化堆积可分为三个前后相连的时期，一期年代相当于商文化二里岗文化，二期相当于殷墟早期或中期，三期相当于商末周初这一阶段。吴城文化个别遗址的年代可能更早一些，但最早早不过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期以来，吴城文化遗址和墓葬中出土玉器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较少，且形制简单，多为小型的刀、珠、管饰等，往往给人以玉器欠发达的感觉。
年在新干大洋洲发现了一座大型的墓葬，较为彻底地改变了人们昔地的片面看法，这座年代相当于吴城文化二期的大墓中出土了各类玉石器达件之多（不计绿松石片和穿孔玉珠），包括玉琮、璧、环、暧、神人兽面形饰、戈、矛、项链、羽人、镯、笄形坠饰、蝉、柄形饰、王軌夔龙形器腿、水晶套圈、鱼形饰、蛙形饰、长条扉棱片等。这批玉器工艺相当精良，有些方面如三联套环的掏雕工艺甚至超过了商文化的琢玉水平，代表了商代玉器工艺的最高水平。由于在墓中未发现尸骨和葬具，也有学者认为这座墓葬实际上极可能是一座祭祀坑。
湖南青铜文化
商代在洞庭湖地区及湘江流域的文化面貌较为复杂，存在着以石门皂遗址、斑竹遗址、费家河遗址等为代表的不同的文化类型。在二里岗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商文化曾对这一地区有着强大的影响，此后，这种影响逐渐减弱，乃至消退殆尽。这一地区成批出土玉器的重要地点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宁乡黄材。年在宁乡黄材的一条河道中发现一件商式兽面纹铜卤，卤内贮有各种玉珠、玉管多件。
许又在前一次发现地点附近的一个小山顶上发现一件带铭的商式铜囱，鹵内贮有玉环、玉管等饰物余件。一处是是衡阳杏花村。年在此地点发现一件商式提梁铜卤，囱内贮有玉玦、玉璇巩、玉佩饰、玉管等余件。上述三件用于贮玉器的铜囱，从其形制来看，其年代约在商代的晚期。需要提出注意的是，上述两个地区也是历年来出土商式青铜器较多的地区。无论这些玉器和青铜器是商文化遗物还是商代当地土著文化遗物，这些发现都充分表明湖南地区在商代是一个玉器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
此外，在陕西绥德沟口村、甘肃庆阳野村瓦、湖南石门桅岗村浙江安吉周家湾、安徽潜山薛家岗、香港大丫岛以及越南北部地区等处均有零星的商代玉器出土。特别是年冬在香港南丫岛出土的一件牙璋，更引起世人的注目。这件牙璋长21.8厘米，灰白色，阔首弧斜刃，柄部无穿，阑饰为多齿形，阑部一面饰有二条阴线弦纹，其形制与中原地区所出夏商时代牙璋极其相似。这件玉璋出土时没有明确的地层，尽管发掘者坚持其时代较晚，可能在战国时期甚至秦汉，但不少学者认为其为商代玉器。
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