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君权神授”，发端中国人的高阶思维及政统
据历史记载和文物佐证，黄帝是有熊氏部落的首领，又被称为帝鸿氏。与蚩尤大战时，他能呼风唤雨，驱龙引凤凰；拱卫他的熊、罴、貔、貅、貙、虎为六种兽名，应是有熊部落中六个氏族的名称，或谓“图腾”。
由此可知，近五千年前，中国人对“神”的膜拜，已经突破了单一“自然物”的局限。当时的人们，剪辑不同动物的形体特征，将之拼图为龙、凤凰，并赋予它们大自然的“神力”，创造出超现实的神物，引为助力。
中国人自称“炎黄子孙”。“黄帝”是多部落统一后的最高职务名称，曾用名“黄地”，源自黄皮肤和生长万物的黄土地。殷商时代的文人觉得这样称呼祖先不雅，改成了“黄帝”。“炎帝”称谓的来源与其擅长用“火”有关，或源自先民的“太阳”膜拜。
据此不难推论，在炎黄历史阶段，随着华夏部落逐渐统一，中国人膜拜的“神”，已开始综合天地间万物，向至高无上的“一神”发展。其它被兼并的神祇及其图腾，仍然留存在人们的观念中世代演化，但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只是，基于神话的发想，再信也得存疑，需有确凿的凭据才好定论。
人类膜拜“神”，又模仿、探索其“神性”，渴求其“神力”，甚至想升为“神”。但同时，人类又敬畏“神”，轻易不敢超越之。所以，膜拜什么“神”，不单影响相应人类群体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还体现了其整体“思维”水平。
人类的“神”膜拜对象，从单一自然物、组合自然物的“自然（物）神”，到自然物与人组合的“自然（人）神”，继之先人化身的“人神”、拟人化的“虚拟人神”、位格化的“超现实人神”，及至人格化的“抽象神”，最后至唯物主义的“无神”，反映了在人类认识中，“人”的地位相对于大自然逐步提高，并且思维水平由具象到抽象逐步提升的过程。
龙、凤凰、麒麟等曾经是“自然（物）神”；鹰头人身的荷鲁斯是埃及的“自然（人）神”，伏羲、女娲人首蛇身，更偏人化；黄帝、神农、穆罕默德、佛陀等是先人化身的“人神”；玉皇、王母、宙斯、安（An）、朱庇特等是“虚拟人神”；基du教的YeSu和耶he华是“超现实人神”；中国的“天”、犹太教的耶he华、伊si兰教的安拉（Allāh）是人格化的“抽象神”……
人类古文明大约都经过“万物有灵”的阶段。那时的人类傻傻的分不清自己与其它动植物乃至草、木、泉、石的区别：就像被“义鸟”孵化、喂养的小杜鹃，分不出自个儿与“义鸟”不同种，认“义”做“父”。新闻数次报导过被动物幼养的“狼孩”、“猴孩”，如狼、猴一样生存，以为自己与它们同种同宗。个别事例还被专业人士艺术加工，制作出《人猿泰山》这样的影片。
具有一定使用工具的能力之后，人类分别将印象深刻的“自然物”雕刻为“图腾”惦念。这有助于人类将“自我”与自然万物区分开，灵清“自我意识”。其中被人类认为具有“神性”、“神力”的“图腾”，就演化为各人类群体“多神”膜拜阶段集体敬畏的神祇。
中国的夏朝被认为膜拜“多神”，但由于流传下来的文字记录与佐证极少，难以判断。年洛阳地区一处高级贵族墓中出土了“夏绿松石龙形器”，学术界认为它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最直接、最正统的根源。因此，夏朝人最起码有了“拼图”的思维能力，并具有了加工“宝石”的工艺水平。
殷商时代的“多神”膜拜依然盛行，有出土的甲骨资料为证。不过，商人心中最大的“神”，被称为“帝”；“帝”是一切万物的主宰，凌驾世俗的君王之上。
周朝尊“昊天上帝”为最高神，是延续并发展了这一膜拜对象——对应文王推演的《周易》，老子创作的《道德经》，足以表明，同时期中国人的顶级思维，相对于人类目力所及的天地范围，已经包容至无限、抽象至极致，并且天、地、人、对应精确到了“河洛理数”的程度。
尤其周人在商朝治下，就接受了商朝的文化体系，及其“天命”的观念。周朝建立之后，这套天命观念经过了周公旦（姬旦）再次梳理，成为治世立国的政治法理基础，进而形成了影响后代王朝数千年“奉天承运”的“君权神授”的概念。
2.不奉天，“天子”坐不住，搞乱成不了
汉武帝时期，中国人膜拜的最高“神”，被官方确定为“天”。它不是指人们仰头即看到的“天空”，也不同于俗称的“老天爷”，而是一类看不见、摸不着，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至高至伟的“神”的存在。
“天”是董仲舒遵从儒家学说入世取向，在其仁、恕、诚、孝核心价值的基础上，综合前人关于自然万物、人类社会的所有人生经验，经过全盘思考、深入分析、缜密推理升级出的形而上概念；在当时汉人的认知水平下，代表了儒家思想的最高智慧。
董夫子的“天人感应”学说，蕴含“天人合一”的真理，不光同时代的儒家弟子不敢辩驳，其后近两千年，凡儒家弟子只能在其理论框架下插缺补漏。即使没有官方“独尊”，其它学派的学者，自始至终都无法将之全盘推翻，顶多就其中个别观点、论段争论不休。
与“天”相比，民间私下膜拜的土地公公、财神爷爷、风雨婆婆、泰山爷爷等，“神性”欠缺，“神力”有限，也经不起考据与逻辑推理，只能算迷信。而炎黄、尧、舜、禹、汤、文王等官方推崇的“人神”，只是“天”派往凡间完成使命后即召回的“差（chāi）神”。
与地球上的其他“神”相比，“天”看不见、摸不着，也从未具有“人形”。而仰望太空，星迹变轨、彗星坠落、日食、月食等星相显现；俯察人世，洪水、大旱、山崩、地震、宫宇坍塌、饥民暴动等天灾人祸——似乎都是他的警示。“人在做，天在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天”比其他“神”更令人敬畏。
另外，因为“天”无形，自然不会吸引人的眼球，转移人的视线。作为“天子”的中国的帝王，便成为臣民唯一瞩目的至尊现实对象。深谙“天道”的中国帝王，又大多理解了“九五之尊”的含义，通常躲在层层“防火墙”后面，更显神威莫测，且令臣民抓心挠肺地惦念。
再者，董夫子的“三统”、“三正”论说，为改朝换代、新朝“天子”的正统提供了合理解释及理论依据。尽管汉朝新立，“天子”仍是天命所归，代“天”执世，受“天”庇护。所以臣民除非活不下去了，才不惜被株连九族、魂飞魄散地造反——这对维持中国君主政权的稳定并合理、合法延续，顺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起了极关键作用。
中国朝代更迭的原因，八成权臣篡夺，承袭前朝的“天”佑；一成异族入侵，将原来的长生天、长白天归顺于中原的“天”；一成自下而上造反，影响巨大的无不借“天”起势：
比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宣扬“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末王仙芝自称“均平天补大将军”；明末韩山童以白莲教的瓶，装弥勒佛的酒，插宋徽宗八世孙的“天命”——清末太平天国起义以“拜上di教”号召民众，拿外国的如日中“天”驱逐清朝的叫苦连“天”……
不管治天下还是争天下，可以说，无“天”不成活。改天换地，确实不是仅凭人力就能做到的事。自下而上翻“天”成功的，只有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他们一位自封“赤帝子”，捡西楚霸王项羽的漏；一位甘做上门女婿，捡“小明王”韩林儿的漏；都是躲在“神人”的羽翼下占足天时地利，再靠“人和”把前者搞没了登上帝位。
在“天”的庇护下，尽管“改正朔、易服色”不断，分分合合不止，中国“等级式不平等”的“旧价值体系”却数千年衔接，并在疆域不断扩张的大一统国家范围内逐步演化到极致；相应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从未断绝。
但如前文分析，与此同时，中下层官员、士子阶层、底层劳动人民的需求满足越来越被压制在“归属”与“自尊”层级以下，其价值取向越来越被捆绑在个人出身与物质财富上。他们的“人性”中，必须更高层级需求辩证满足才能发挥的“创造力”因此逐渐窒息——对比世界其它古文明膜拜对象演变的大致脉络，这一结论的可靠性即凸出得更明显。
3.古埃及人，思维水平比对手低一点点儿
距今多年前，古埃及法尤姆地区出现聚落组织城邦；年前，比黄帝统一华夏部落还早四百多年，南北埃及合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大一统国家。其朝代延续、更迭三千多年，在中国相当于黄帝之前加个夏朝，一直延续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时代。
古埃及王国先后经历了三十三个王朝，其文明一直以“自然物”膜拜为第一主题。蝎王、蛇神、鹰神都曾经长期作为王国的“保护神”，与其它自然神、历代国王化身的“人神”、亡灵组成“多神体系”。第十八王朝的法老阿蒙霍特普四世（前-前在位）曾经让埃及人仅膜拜太阳神阿顿，改“多神”为“一神”，但随后被他儿子改回去了。
此外，古埃及人坚信肉体死亡只是为灵魂开启通往永生的大门。每天太阳下落的尼罗河西岸为埋葬之地，死者的灵魂在那里安息好得到下一次重生。
也就是说，中国人在商朝中期，以“帝”为最高“神”，透过天地万物的表象，努力探索其背后的统一规律，向更抽象的“天”膜拜积极思考的时候，埃及人的最高思维还紧盯着太阳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想象它从地底下如何转一圈再回来，赐予他们光明和重生呢！
与古埃及文明相比，“两河文明”从前三千年左右就膜拜“安（An）”，统摄天地最高级别的“神”。以“安（An）”为核心构建的“众神体系”，包括他的妻子，天的阴面安图；他的小儿子，风神和空气神的恩利尔；他的小三，大神母宁胡尔萨格；他的大儿子，智慧水神恩基；以及日轮战神、月亮老人、太阳神、爱情女神、双火神、冥王等。
古希腊众神以宙斯为首。“十二主神”中著名的还有婚姻女神赫拉，海神波塞冬，智慧女神雅典娜、光明之神阿波罗、爱神阿尔忒弥斯、战神阿瑞斯、酒神迪俄尼索斯等。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给世人而倍受敬仰，他是十二泰坦巨神之一伊阿珀托斯的儿子——古罗马文明继承希腊文明的衣钵，大部分希腊神祇在罗马神话中都有分别对应的名字、司职和神迹。
两河流域、希腊、古罗马的“众神体系”相仿。其中的“神”都永生，但并非全知全能，身上有着极丰富的人性。他们可以有妻儿，并形成一个组织完备、等级分明的天堂体系。这与中国的玉皇大帝及凌霄宝殿上两列趋拜的“神仙体系”也很相似。
关键在于，与古埃及文明的膜拜对象相比，这几大“神系”都体现了更自信的人性和更抽象的人类思维能力。而更自信、更抽象思维的人类群体，结合宜生的“生活空间”，自然逐渐孕育出更先进的生产力、组织体系及相应“战力”。
或许埃及人的生存环境太恶劣了，沙漠、半沙漠占全国面积的95%；基本处于热带沙漠气候，全年干燥少雨、气候干热。长期被晒头影响了他们的思考方向和思维方式，令他们的思想三千年如一日地绕着太阳转……
公元前30年，凯撒的干儿子，罗马帝国皇帝屋大维征服古埃及第三十二王朝（托勒密王朝），将其改名为“埃及行省”；公元年，伊si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开创的阿拉伯帝国的军队攻陷埃及，将其伊斯兰化，古埃及文明于是灭亡了。
4.艰难的起点，犹太人建国注定命运多舛
公元0年前后，两河文明、希腊/古罗马文明尚延续对人形化“众神”的膜拜阶段，中国人已经穿越式地晋级到对“天”的抽象化“一神”膜拜。向上追溯两千年间，由膜拜对象体现，能够与中国人的思维水平相媲美的，只有犹太人。
公元前20世纪左右，夏王朝（约前-前）初建阶段，两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生活着一位叫亚伯拉罕的族长。他是犹太人公认的始祖，也是犹太jiao的最早奠基人。当时他的乡亲信奉“多神”，以日月星辰或神化君主为膜拜对象，其中太阳是主要神祇。
相传亚伯拉罕曾与故乡的人们发生争执，宣称比日月星辰更伟大的造物主才值得膜拜。为此他遭到众人的反对与迫害，还被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王关进了监狱，更被没收财产，遭到放逐。
由此可见，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领先了同时代。不过，犹太人并非“神”的宠儿。他们是大脑领先人类，“身体”和“工具”却落后于人类的种族。
在亚伯拉罕辛苦抚养10个儿子，2个孙子（后来犹太人12个部落的始祖）的时候，两河流域的乌尔王朝已经存续千年，其第三王朝又称“乌尔帝国”，是强大的集权王朝。亚伯拉罕或许经历了阿摩利人击灭该王朝（前年），继而建立巴比伦王国的大事件。其时两河流域多国林立，他只是一位拖家带口的凡人子民。
距他家不很远的非洲，古埃及王国已经绵延到第十一王朝（前-前）。远在东方的夏王朝尽管建立不足百年（约前），但治下的人口已有两三百万；且承续“炎黄”以部落联盟形式一统黄河流域已近千年。
亚伯拉罕信奉“一神”，并试图改变故乡人的“多神”膜拜，就好比在现在的美国宣扬共产主义，在现在的伊朗宣扬美式民主，在现在的以色列宣扬耶路撒冷应该归属梵蒂冈或巴勒斯坦……挖“政府”的墙脚。好在当时的美索不达米亚王没灭他满门，最终把他放逐了事。
亚伯拉罕一家本就属于游牧部落，人体细胞里活跃着躁动不安的基因，居无定所；从此更开启了一族人或流亡、或寄人篱下的命运。这使得犹太人难得稳定地发展农耕文明，以及相应生产力、生产关系，在管理城邦、治理国家、延续国祚方面积累的经验也有限，所以“身体”和“工具”落后于人类。
在世界文明史中，忽兴忽灭，仅留下零星记录的民族数不胜数，在多民族国家大家庭其乐融融的更多。但像犹太人一样，数千年始终信奉“一神”，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确保其种族的纯洁性，坚定不移谋求建国并两次建国的人种仅此一“家”——只是，他们没能像“汉族人”一样，一直包容、联合其它民族，开创出令人神往的“大中华”。
思维水平媲美中国人，种族命运却远不如汉族人。其中原因，不止其身体和“工具”落后于人类这么单一。犹太人的经历和未来，值得进一步分析、理解。
亚伯拉罕的子孙为逃避饥荒，到了埃及。《希伯来shengJ》认为这是一段以色列人长达年遭受奴役的苦难史。公元前15-14世纪——中国正处于商朝中期——摩西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回到迦南（今巴勒斯坦），完成了书上记载的“出埃及记”。
其中三个关键点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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