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的仪仗用玉
商代上承夏代传统，象征贵族政治和军事权威的玉质兵仪极为盛行。这些玉兵仪以戈为主，包括戈、钺、戚、大刀、矛等，形体较大，体薄刃锐，琢制相当精致，且多无使用痕迹，构成了商代玉礼器最为突出的一个部分。
商代的玉戈数量最多，总数达二、三百件之多。一些大墓往往出土许多件，如妇好墓中就出土玉戈达39件之多。商代玉戈体型较大，全长多在20厘米以上，全长40-50厘米的也屡见不鲜。以妇好墓葬为例，除5件残缺外，其余34件中在24-30厘米的有21件，超过38厘米的有5件，最长的1件有44.2厘米，在20厘米以下的仅有8件。盘龙城遗址所出最长的一件玉戈全长竟达92.5厘米，体薄则不足1厘米，堪称商代玉戈之王。
商代的玉戈形制多仿同时期的青铜戈，与铜戈的进步相对应，形制较为复杂，较夏代玉戈其援与内的区分已相当明显，在直内的基础上援部多有变化，援部或窄长如刀，或呈长条三角形，或形似圭，均有中脊和边刃，边刃都磨得极薄，有的两面还琢有精致的纹饰，阴刻或书写有纪事性的文字。商代晚期还新出现了玉援铜内戈，妇好墓葬中所出的一件玉援助铜内戈全长27.8厘米，玉援长15.8厘米，铜内前端饰兽面纹，后端伯歧冠鸟形，并均镶饰有绿松石，相当精美。这些玉戈特别是大型玉戈内短援长，并之体薄刃脆，基本不适于实战，显然作为仪仗使用。在新干大洋洲大墓中出土有玉戈5件，其中4件似被有意折断为数截错位摞叠成方形放置在墓的中部。无独有偶，在盘龙城李家嘴M2中随葬有6件玉戈，其中有1件也被折断为三段放置在墓葬中部的腰坑之中。这一现象可能与某种宗教观念有关。
商代玉钺和玉戚的数量较夏代有明显的减少，妇好墓中出土玉钺10件和玉戚（璧）1件，是商代墓葬中出土玉钺和玉戚最多的一座墓葬，但不及同墓所出土的玉戈的1/3。除此之外，在其它墓葬中鲜见有玉钺和玉戚。商代的玉钺和玉戚形制与二里头同类器基本一致，玉钺扁平似斧，形体较小，一般体长在10厘米左右，鲜有超过20厘米，弧刃多有阑（内）。玉戚可分两类，一类类于钺，但弧刃两侧有小扉牙饰，一类类璧，顶与刃均呈弧形，两侧起扉棱。与玉钺的衰退相比，青铜钺则处于繁盛阶段，其形体较大，多在20厘米以上，装饰华丽，并形成与玉戈的较为固定的组合，在较高规格墓葬中青铜钺与大型玉戈同出，在规格较低的墓葬中青铜钺与规格较小的玉戈同出，或者仅见青铜钺不见玉戈，有玉戈随葬而不见青铜钺的现象则极为罕见。
商代大刀的数量极少，妇好墓所出土的一件（M5：）通长33.5厘米，身宽5.2，短柄仅3.2厘米，刀身窄长，刀尖稍翘，刀背雕有锯齿状扉棱，刀身近背部双面雕有体饰菱形纹的龙纹，龙头朝向柄部，张口，瞪目，非常威武。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也出土有1件大刀，柄残，残长22厘米，厚背薄刃，脊线平直直通刀柄，刃部前端与脊线相交，前锋尖锐。
商代的玉矛除在殷墟出土数件外，在新干大洋洲也有出土，均略呈柳叶状，有中脊，两侧带边刃，或有内，或末端有凹槽，供与柄部相嵌合。与玉质兵仪相类，玉璋（发掘简报中有时称之为刀形端刃器或玉立刀）因端部有刃，形体较大，也可大体归入仪仗类中。商代玉璋的数量较多，不少为石质，在不少璋上还发现有朱书字迹，可惜在殷墟所出土的璋多为残片。
商人除玉质兵仪外，还有相当数量的石质兵仪，在被盗掘的侯家庄西北冈号大墓中就发现石质的戈残片54片，戚残片片。殷墟所出石璋，据不完全统计，也逾件。这些兵仪与玉质兵仪基本相近，也以形体较大者居多，如在侯家庄号大墓中出土的1件石戈全长43.3厘米，出土的1件石戚全长达17.15厘米。该墓中还出土有1件长条拱背直刃石刀，残长达26.5厘米，薄仅0.8厘米，一面还绘有红色的雷纹，刃部较钝，无使用痕迹。这些兵仪体薄而质脆，除作兵仪外可以说毫无其它价值。
此外，殷墟还有一定数量的形体较大的玉石工具，如斧、铲、凿、锄、镰等，有些制作相当精致，甚至还雕琢有精细的兽面纹或饕殄纹，且出土于较大的墓葬中，很可能也是属象征意义的仪仗。三星堆祭祀坑中就出土多件玉凿、玉镣、玉斤、玉锄、玉斧、玉撕、玉舌形器及石铲、石斧等，形体较大，多在20厘米左右，这些也都有应属于用于象征意义的仪仗。
商代的饰玉
服饰制度是礼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服以旌礼”，服饰在美饰人体的同时又起着表贵贱、序等列的礼的功能，社会等级不同，服饰的规格亦不同。饰玉作为服饰的重要组成，同样具有礼的等级功能，并经长期的发展最终在西周时期达到了极致。饰玉的出现很早，可以说是与玉器同时出现，査海和兴隆洼文化中所出中国最早的玉器有很大部分是作为饰玉的。此后，饰玉一直占玉器的大宗，除形体较大的兵器、工具及极少数器类外几乎所有玉器都有美饰人体的作用。
饰玉的种类有很多，几乎无所不饰。按所修饰人身部位的不同，可分为发饰、冠饰、额饰、耳饰、颈饰、腰饰、臂饰、腕饰、指饰、佩饰、衣饰等等，也可大致归纳为头饰、体饰、衣饰三大类。其中，头饰地位最为重要，玉冠饰代表民饰玉的最高水平，而玉笄、玉玦则较为流行；体饰次之，注重颈饰、胸饰、臂饰和手饰，以各式玉环、玉镯、玉璧、玉璜、玉珠、玉管等最为流行，多单件饰，串饰较少；衣饰又次之，主要是--些片状的动物形象或几何的附饰。
地区不同，使用饰玉的特征也不同。最能总是体现饰玉地区特征的是头饰，《淮南子齐俗训》云：“三苗壁(ZHUA)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觐而前”，即是对汉代各地区头饰特征的概括。在史前时期，流行冠笄的地区并不限于中原地区，在长江中下游和海岱地区也较多见。在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終泽文化、大汶口等文化中均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骨质、陶质和石质的笄。在常州牙墩遗址马家浜文化墓葬中还发现一年轻女性束发而施五笄的现象。
玉笄目前仅在海岱地区有发现，大汶口墓地10号墓的女主人头饰最为突出，其头前部施有一象牙梳和一件绿玉笄，脑后又施二件玉笄，在额部还带有一串石饰。凌家滩遗址出土的3件玉人均戴有圆形无沿的扁平冠，冠周饰两排方格纹，冠顶中间有一三角形小尖顶。在湖北钟祥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玉人头像，则戴一顶平顶角形压发冠。在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中均发现有玉冠饰。临駒龙山文化大墓中出土的玉冠饰，墓主人头部附近所散落的近千片绿松石当均为冠上的饰物，冠顶所插扇面状的镂孔透雕玉簪也嵌有绿松石小薄片，另还有1件头端浮雕人面像的玉笄，从而构成一个多姿多彩的华冠。红山文化虽未见头部施冠笄的现象，但积石冢墓葬中墓玉箍形器多位于墓主人脑后这一现象推测，玉箍形器很可能是作束高髻使用的头饰。
根据墓葬随葬玉饰材料，我们可对史前主要文化饰玉使用情况有一个概要了解。红山文化流行在玉箍形器束高髻，腕饰玉环、玉镯，胸前佩挂玉勾云形器、璧、璜等，又多有玉龙鱼、玉鸟、玉蝉、玉竹节饰等片状附饰。大汶口文化使用玉饰相当普遍，各个部位的饰玉均有发现，以各式玉环、镯最为盛行。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墓地M88的男性墓主右臂饰玉环9枚，左臂饰玉环6枚可谓突出。临胸大墓所出玉冠饰和玉笄则代表了这一地区史前玉饰的最高水平。鬆泽文化和良渚文化饰玉种类较为齐全，以玉璜、玉镯为主，玉玦次之，又流行玉璧、环、環、管、珠等，并有一定数量的玉鸟、玉蝉、玉蛙、玉鱼、玉牌饰等。常在良渚大墓中集中出土的玉锥形器从良渚文化玉器上的神徽来看，是插在冠上使用的，从属于冠饰。此外，半圆形的玉额饰、玉带钩等也都有是规格很高的饰玉。受人体饰玉的影响，良渚文化的居民还推而广之运用在神像身上，专门制作了神像所戴的冠状饰，并给神像挂上了项链，身上还饰有数量众多的玉片饰。而在其前的马家浜文化则主要流行以玉玦为耳饰。受其影响，玉玦饰在长江中游地区和东南沿海地区都相当流行，并沿续了相当长的时间。中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西北地区虽也流行体饰，并形成较为独特的地区风格，但基本上为陶质、骨质、石质等，鲜见玉质，属于饰玉不发达的地区。
夏代的饰玉较史前时代又有所发展，夏代“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表明夏代的饰玉在礼制中居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山海经》所述夏后启形象即是右手操环，佩玉璜。在二里头遗址墓葬中较普遍发现有绿松石饰如绿松石大扁珠、长角形饰、眼形饰、管形饰及串珠等，在V区M6中发现的绿松石串珠达枚。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还有少量的绿松石镶嵌兽面铜牌饰，如V区M4所出一件镶嵌绿松石的圆形扁平铜器，直径仅17厘米，厚0.5厘米，周边镶嵌61枚长方形绿松石片，大小相同，排列均匀，中间又镶嵌两圈十字形的绿松石片，外圈较大，内圈较小，每圈13个，相间排列，表现出相当的工艺水平。这件饰物的正面最少蒙有6层粗细不告同的四种布，背面也有布纹痕迹，很可能原是缝在衣服上的华饰。1年在二里头遗址还还发现有一件镶嵌绿松石片的兽面铜牌饰，我们在上一章已述，也是相当精美的。这些精美饰玉当属贵族所有。夏代另一类重要饰玉是玉柄形饰，几乎每一座较大的墓葬中都有有出土，V区M4中所出的一件雕琢有兽面纹和花瓣纹的柄形饰雕琢精美，丝毫不逊于商代妇好墓中同类器，更是非寻常人所能拥有。
商代服饰较夏代有长足的发展，《帝诰》载商汤居亳时即“施章乃服明上下”，初步确立商代的服饰制度，故《诗经商颂·长发》亦云：“受大球小球，为下国缀旎”。球，美玉也。旅，乃塗之假借字也。《说文解字》释作“众玉也，冕饰。”商人尚鬼，提倡厚葬，往往随葬大量的物品，饰玉作为商人日常生活中的重要组成，在墓葬中有较多的体现。从墓葬材料来看，商代特别是在商代晚期，饰玉数量有明显的增多，品种也较齐全，已处于相当的繁荣阶段。如果将所有可作佩饰的玉器加在一起，约占商代墓葬出土玉器总数的一半以上。在妇好墓中，属于工具、生活、装饰品的玉器共件，约占总数件的近2/3。由于商代并未形成较为独立的瑞玉系统，这些饰玉如璧、环、柄形饰等有相当一部分起着瑞玉的作用。
一般来看，商代墓葬中有玉饰随葬的基本上都有青铜器随葬，如殷墟戚家庄M是一座保存完好的中型墓葬，墓主人耳部佩有玉玦，颈部佩挂有玉虎、玉璜、玉螳螂和柄形饰，此墓即随葬有3套青铜瓠爵。而数目众多的仅有陶石器随葬的墓葬基本不见饰玉随葬，在年年殷墟所发掘的座墓葬中有随葬物的有座，仅发现玉器65件，而青铜器则达件，玉器仅见于25座墓葬，而青铜器则见于48座墓葬。
笄是商代最常见的头饰。除玉笄外，还有较当多的骨笄和石笄，仅骨笄在殷墟就发现近0件。商代的玉笄多数为平顶，素面，少数笄的头端周成夔形、鸟形和人形的。以笄为主体，配以其它饰物还可形成组饰。小屯M出土的一组“编珠鹰鱼饰”是目前所见商代最完整的一组头饰，它由1枚雕鹰玉笄、17条玉鱼和颗绿松石组成，在其中的一条鱼上还琢有“大示它”三字。通过观察可以看出商代笄的使用有多种方式，有的插在发髻之上，或前或后，或左或右，并不限于一枚；有的插在冠上，数枚或数十枚在一起组为笄丛，形成雀屏状冠饰。妇好墓中出土各种质地的笄达余枚，其中28枚玉笄集中出土于棺内北端，很可能是插在冠上的一组发饰。小屯M在墓主人的头部附近集中放置有玉笄26枚和玉鱼14件，小屯西北地M18墓主人头前棺外遗留有骨笄25枚和玉笄2枚，在狭小的范围呈椭圆形整齐排列，这些都可能原是插在冠上的玉冠饰。
商代玉冠饰目前发现极少，这与冠多由丝、麻、葛等纤维制成有关，冠上的玉饰往往随冠的腐朽而散落失去原形。商代玉石人像雕塑中有数件带高冠者，如殷墟西北岗号大墓所出浮雕人形玉饰、妇好墓所出人形玉饰等，其冠前高后低，顶作斜面，玉雕形象是透空而周边有扉棱，很可能在布衣冠上饰有玉饰。侯家庄号大墓中出土一件，长约21厘米，略呈半月形，中部有两行几何形镂孔，边缘作齿牙状，与龙山临胸大墓所出冠饰有较多相似之处。据说，沿着冠的内缘有许多小绿松石片，象是帽子后面护颈上的装饰品。妇好墓中出土一件大型璜，最长18.4厘米，体近半圆，内外缘无修饰，两面各雕人面鸟身纹和戴冠的侧身人面纹，两端均有两个小孔，其形制与其它璜有明显的区别，很可能不是佩饰而是冠上的饰物。殷墟西北岗M出土1件玲形的玉饰，内周附有许多绿松石饰，内周弧际与发际也一致，很可能是缀于冠前额部的。
商代的佩饰主要有璜、柄形饰、璧、环、镯、坠饰、串珠等，牌饰、玦、璇巩、鱗都有较少，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长条形饰、圆棒形饰、圆箍形饰以及题材丰富的人物和动物形象佩饰。玉璜是商代较常见的一类饰玉，在殷墟就出土余件。这些璜多为圆周的三分之一，极少数为圆周的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除光洁素面的玉璜外，最具特征的是满雕的龙形璜和鱼形璜。
玉柄形饰也是商代较常见的一类饰玉，不但在较大型墓葬中有出土，在小型墓中也是常见之物，一般一墓出土12件，妇好墓出土最多，达33件。其形制与夏代的相同，只是多数在近顶端两侧微内洼，表面大多雕有弦纹或花瓣纹。有一类与柄形饰外形近似的长条形饰，表面亦大多雕有弦纹或花瓣纹，但柄体从顶端到下端钻有长长的通孔，其中一些留有坠痕，此类长条形饰应与柄形饰同为佩饰。
商代的璧、环、镯相对来说数量较少，不如璜和柄形饰普及。璧和环均有两种形制，一是孔口与璧面平齐，一是孔口凸起呈圈状，多数两面抛光，少数还琢有同心圆阴线。两环或三环相套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品种，但极罕见，仅在殷墟西区墓葬和新干大洋洲大墓中分别出土了一件双联套环和一件三联套环。镯则多有高起的边，孔径多在五、六厘米左右，有些外表还琢有成组的弦纹和类似兽面的纹饰。商代的玉璧还存在着一定的组合现象。妇好墓中出土玉璧约40件，其中I式璧12件，可按质地和色泽明显地分为两组，一组8件，一组4件，均呈大小依次递减现象。I式环中的8件和I式暧中的7件也都有大小依次递减的现象，色泽也较为一致，极可能属一同一组合。
年在四川广汉月亮湾所发现的玉石坑中也有一组玉石璧约20余件，从大到小依次疊放在一起。此现象是否为类似于列鼎性质的列璧礼器组合，由于材料较少，还不足以得出肯定的答案。
商代玉玦的数量更少，在殷墟仅发现20余件。龙形玦和虺形玦均作盘卷状，身饰云纹或鳞纹，颈部多有小孔。相较与素面玦，龙形玦和虺形玦较厚重，一般50克以上，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龙形玦竟重70克。这些玦可能不是耳饰，而也是一种佩饰。新干大洋洲大墓出土有19件玉玦，是殷墟之外出土最多者，均光素无纹，并在缺口对应边均钻有1个小孔，可以串缀使用。
商代的数目众多的动物形象和人物形象玉雕大多有一个孔眼或短棒，可供佩挂和插嵌使用，亦属饰玉之类。而那些小巧灵珑，雕琢精美的玉质工具如刻刀、斧、凿、镑等，柄端多有小孔，显然也是日常佩带的饰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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