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青年到考古学专业的学生
许宏年出生于辽宁盖州。20世纪70年代末，他读高中，课余时间都耗在文学上。他读《十月》《收获》等文学杂志，读刘心武的《班主任》，也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如饥似渴地读，每读完一本，就和同学聚在一起讨论，常常热血澎湃”，许宏回忆说。他和几个同样爱好文学的同学组了一个文学社，大家写诗、散文和小说，然后用蜡板刻印下来，在校内流传。
年，凭着一腔热情，许宏报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结果落榜，被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录取。刚进入大学的许宏对考古没有任何概念，却发现满校园都是“文学青年”，诗歌满天飞，文学社团争奇斗艳。这让他有些苦闷，一门心思想转专业。“但在那个处处‘计划’的年代，一个萝卜一个坑，‘跳槽’到其他系是不可能的。”于是，许宏决定努力培养对考古学的间接兴趣，“逼着自己学”。
▲大学时，许宏（右一）听刘敦愿老师（右二）讲陶器
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刘敦愿任山大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刘敦愿对田野考古有着极大的热情，曾去往山东日照、五莲、即墨、胶县等地，从事史前和商周遗址的考察。受其影响，山大考古专业的教学以田野考古见长，每到大三、大四，学生便在老师的带领下去做田野调查。许宏先后去了山东新泰郭家泉东周墓地、山西侯马北坞古城等地实习，每天拿着手铲在探方中工作。
渐渐地，许宏发现了考古学的两大独特的美：发现之美和思辨之美。“手铲下总会有惊喜出现，有时是陶片，有时是铜器，有时也有人骨。”“新的考古发现在不断完善、订正甚至颠覆人们既有的认知。”在经历了真正的考古发掘后，有些学生选择了转行，许宏则成了一名“铁杆”的考古人。如今，他已入考古行四十二年了。
▲大学时，许宏在工地实习
发现“青春的收获”
年，许宏毕业后留校任辅导员。当时的他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在给学生们的毕业纪念册上，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是看着你们长大，也和你们一起长大的。”送走这届学生后，领导希望许宏继续在系里做管理工作。许宏谢绝了领导的好意：“我要回到考古教研室，要做我的考古学研究。”
作为考古专业的助教，许宏最大的任务就是协助领队带学生进行田野考古实习。下田野比较辛苦，考古教研室的老师轮班，隔一年去一次。许宏于年、年、年秋季，参与带了三次田野考古实习。这三次实习在同一个地点——地处鲁北平原的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遗址。那是距山东大学所在地济南八十多公里的农村，在没有高速公路的三十多年前，去一趟，路上要颠簸半天的时间。
▲年，许宏（前排左三）在邹平丁公遗址
20世纪80年代，物质条件并不富足。考古专业的师生全部住在考古工地附近的村庄，生活和住宿条件都很差，但大家唱着《在希望的田野上》，意气风发。后来有了工作站，上下工的自行车队伍浩浩荡荡，成为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考古发掘是一件艰辛而枯燥的事情，所以有同学背靠着麦垛歇息时，慨叹他们是“在田野上放牧青春”。许宏回答说，那要看你是以怎样的心境“放牧”，只要喜欢，放牧之后，你就会有青春的收获。
果然，在丁公遗址，许宏和学生们有了重大发现。
“四千多年前的一块刻字陶片，把我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往前推了八九百年”。年的一则新闻，在海内外学界和公众中引起巨大反响。而这块刻字陶片，就是许宏带领学生在丁公遗址发现的。众所周知，殷墟甲骨文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系统成熟的文字。然而，文字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要经过漫长的演变。丁公陶文的出土，一石激起千层浪。
▲丁公陶文
那是年秋天的一次发掘。根据领队的安排，许宏负责管理和指导在遗址生活区工作的六名同学，同时兼顾遗址东部城墙和护城壕所在探沟的给号工作。“给号”就是给发掘人员下发一个经统一登记、不会重复混淆的遗迹号。发掘人员在处理遗迹及其中出土遗物时必须附上这个编号，以保证记录、标本采集和日后室内整理工作的科学有序。
“H。”当一名考古队员在清理探沟南壁下的一个灰坑（垃圾坑）时，许宏报出了当时可以给出的号码。他没有想到，这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编号后来竟会大名鼎鼎，从这个坑出土的大量陶器残片中，有一片居然刻着文字。
那是年底，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发掘工作结束，转入室内整理阶段。年1月2日上午，许宏和同事在考古工作站检查学生的发掘记录、校核图纸。这时，一名协助考古队做整理的丁公村女民工拿着一块陶片走了进来，说她在给陶片写字时，发现这片上面刻着一些不认识的道道。
▲许宏和他的学生
这是一块上大下小的四边形陶片，长四至七厘米余，宽三厘米余。许宏一眼就认出，这是一件大平底盆的底部残片，属于龙山文化（约公元前至前年）晚期。在陶片磨光的一面上刻有五行十一个互不相连的文字，排列得比较规整，右数第二行的第一字是一个带尾巴的人形，在甲骨文中有相似的文字，每个文字的笔画刻写得都较细，但均清晰可见。
在此前的发掘中，许宏设想过也许会出土一件青铜器，但从没想到过会在陶片上发现成排的文字。这个发现太重要了，他来不及兴奋，只觉得心里头沉甸甸的。
经一系列的检查和确认，最终确定，刻画陶片所在灰坑的绝对年代在距今四千至三千九百年之间。为确保万无一失，山东大学及山东省文博系统先后聘请二十余位考古和古文字学专家，召开了三次鉴定会，并派人去北京，请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进行鉴定。许宏和同事们还持刻画陶片登门拜访了胡厚宣、张政烺、陈公柔、李学勤、高明、裘锡圭等著名古文字专家。年12月，时隔近一年后，山东大学正式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
丁公陶文公诸于世的同一年，许宏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徐苹芳教授。这位教授是北京城的保护派，被称为“考古界的良心”，在北京老胡同被拆的时候，他坚决反对，他的口头禅就是“这可不成”。
▲许宏与恩师徐苹芳先生
许宏特别记得，徐萍芳先生在他的一篇作业上批注道：“希望能从前人的论文写作经验中汲取成功的经验，为己所用，最主要的是主题明确、层次分明、逻辑性强、论证严谨、言必有据，既不掠他人之美，也不揭他人之误，正面说理为主。”这样一位高风亮节的先生使许宏受益匪浅。
读博的第二年，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支持下，许宏赴日研修。事实上，中国考古学和日本考古学都是“舶来”的学科，在吸收西方考古学的成果这一点上，日本考古学比中国要早。在日本研学的一年里，许宏参加了大量学术活动，得以与日本学术界深度交流，并阅读了大量外文文献，拓宽了视野，他开始从全球文明史的角度思考早期城市、国家、文明的脉络。
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后，许宏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被派往河南偃师商城遗址宫殿区从事发掘工作。三年后，许宏被调往中国考古人心中的圣地——二里头遗址，任考古队队长。
发现“中国最早的紫禁城”
许宏接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那年，他的女儿刚刚出生。那年也恰好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与发掘四十周年。
二里头每年的田野发掘分为两次。春季的发掘从3月开始，到6月底中原大地进入高温酷暑，工作队转入室内的整理、修复阶段。9月天气凉爽下来，田野工作再次启动，一直忙到11月霜冻降临。一到秋天，许宏便收拾行李赶往二里头，多年后女儿说：“北京最好的季节，爸爸都不在北京陪我玩儿。”
许宏是二里头考古队的第三任队长。之前的两任队长——赵芝荃、郑光，都分别任职二十年。他们最重要的成绩是，基本证明了这个今天看起来毫不起眼的河南农村，是三千多年前整个东亚文明最发达的大都会。
▲许宏（左一）与二里头考古队第一、第二任队长赵芝荃（右二）、郑光（左二）摄于年
担任队长后，许宏将新一轮田野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探索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结构布局上。这一思路与他的学术背景有关。许宏读博时的研究方向是城市考古，其间，他把从仰韶到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上千座城址都梳理了一遍，从而确定了博士学位论文题目《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对于一位从事中国早期城市考古研究的学者来说，二里头遗址无疑是实现学术设计的极佳平台。
白天，许宏忙着钻探发掘。工余时间，他就在考古队昏黄的灯影里翻检前辈留下的勘探发掘记录。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大道就是他从以往的勘察记录中“发掘”出来的。
早在年，二里头考古队就在2号宫殿东侧钻探出了一条二百余米的南北向大道，后因冬季麦田浇水，发掘中止。此后不知何故，这项工作没有再进行下去。二十多年后，当许宏捧读已经发黄的记录和图纸，发现这一重要线索时，他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之情，他预感到这条大道将是揭开二里头都邑宫殿区布局的一把钥匙。
年秋季，许宏安排探工循此线索继续追探。短短几天里，大道不断向南北推进，最终确认其长度接近七百米，北端被晚期堆积打断，南端伸进新庄村（年，为配合遗址公园建设，新庄村全面拆除，经追探，这条大道的长度已逾千米）。大道宽十余米，最宽处达二十米，考古队员戏称其已达到现代公路四车道的标准。
在考古队钻探的过程中，有老乡告知自家地里的小麦长得不好。依据田野考古的常识，这可能是因为地下有质地致密的夯土建筑基址或城墙，导致土壤结构异常，渗水不畅。许宏于是派人去钻探，钻探结果令考古队大喜过望。阻碍地下水下渗的不是夯土建筑和城墙，而是一条东西向的大道。这条大道向东延伸，与已经探明的南北向大道垂直交叉。许宏找到了中国最早的大十字路口！此后，考古队又陆续在南面和西面发现了第三、第四条大道。至年，二里头都邑中心区纵横交错的道路网“重见天日”。
与此同时，考古队对宫殿基址群做了大规模的揭露，发现了三处可以与两座宫殿形成中轴线布局的基址。由此，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在许宏的指领下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
然而许宏并不满足于此，他开始考虑下一个探寻目标——宫殿区的圈围防御设施（宫城城墙）。虽然汉代以前的中国早期都邑往往没有外郭城，但许宏坚信，作为统治中枢、王室禁地的宫殿区，不应是开放的。年初，他向国家文物局递交年度发掘计划时立下“军令状”：通过最小限度的发掘确认有无圈围设施。那年春天，发掘工作按照许宏的思路开始实施。
此次发掘与当时笼罩全国的“非典”疫情交织在一起。考古队一方面因取得突破性发现而兴奋不已，一方面因突如其来的、肆虐的疫情而百感交集。中国农村对抗“非典”风行“严防死守”的政策，这使许宏少掉了许多惯常的应酬，可以更专心地扩大战果。于是，那年夏天，宫城城墙被发现了。许宏说，这是他四十岁生日来临之际最值得庆贺的事情。
宫墙及其所圈围起的大型宫殿建筑，构成了整个都邑的核心。虽然面积仅是明清紫禁城的七分之一左右，却是后世中国古代宫城的鼻祖——许宏形象地称之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这一重要发现也因而被评为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还在上大学时，许宏听过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讲座，在那次讲座中苏先生谈到一句话，大意是：你只有想到什么，才能挖到什么。青年许宏百思不得其解，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唯心”，在注重实证的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讲不通。
在经历了多年的考古实践后，许宏逐渐意识到这句话的分量和真谛之所在：机遇属于有准备者。“这些发现都离不开推理和想象。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些断片、支离破碎的东西，如果不用逻辑推导，甚至一定的想象力，你就没法把这些材料串联成一个证据链。”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宫城不是许宏幸运地碰上的，而是通过学术设计“想”出来并且验证到的。
发现“超级国宝”绿松石龙
说到经许宏之手发掘出的“国宝”，就不得不提一件出土于二里头贵族墓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年4月上旬，二里头的发掘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一天上午，年轻队友李志鹏走到许宏身旁，压低了声音说：“许老师，出铜器了！”许宏赶忙来到他负责的探方，原来是一件饰有凸弦纹的铜铃。铜铃的一角已经露了出来，在阳光下闪着青铜所特有的绿锈，惹人心动。近旁还有人骨露出。许宏判断这应该是一座地位较高的贵族墓，他将这座墓编号为M3，称其“3号墓”。
▲二里头出土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
发现3号墓的当晚，许宏就开始布置对墓葬进行“一级守护”。当时许宏手下有三名年轻队友以及四名技师，又正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的学生共九人来队实习，可谓兵强马壮。同学们听说要为这一重要发现通宵值班，都兴奋不已，主动请缨留在工地上。
许宏安排大家“两班倒”，上半夜一拨，下半夜一拨。他们从邻近的圪当头村借来一只大狼狗，还把考古队的一辆北京吉普开了过去，车头对着黑魆魆的墓穴，隔一会儿用车灯扫一下。每当有行人和车辆经过，大家的警觉都会增加一分。
3号墓的清理紧张而有序地进行着。在墓主人的骨骼显露之前，已经有一些靠上的器物露头，其中就包括细小的绿松石片。许宏对绿松石片的出土并不惊讶，根据以往的经验，它们应该是嵌绿松石牌饰的组件。但随着揭露面积的扩大，许宏开始意识到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发现。
绿松石片从墓主人的肩部开始，直到胯部一带，断续分布，总长超过七十厘米。要知道，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及中原周边地区发掘出土或收集到的，以及藏于世界各大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家手中的镶嵌牌饰仅十余件，一般都镶嵌在铜质背托上，十五至二十厘米长。3号墓的绿松石片则分布面积大，且没有铜质背托。这一发现令许宏颇为激动。
绿松石片极为细小，每片的大小仅有数毫米，厚度仅一毫米左右，清理起来极为困难，稍不留意，甚至用嘴吹去其上和周围的土屑都可能使绿松石片移位。而一旦有较大面积的移位，以后对原器的复原将变得极为困难。许宏意识到，清理得越细越不利于后期的保护和复原，于是紧急向社科院考古所科技中心求援，并与文物修复保护组组长李存信技师商定，将绿松石器整体起取，运回北京，在室内清理。
夜以继日地看守和清理已使考古队人困马乏，文物在田野中多放一天就意味着多冒一天的风险。许宏立刻安排人准备木板、绳子、钢丝、石膏，准备整体起取绿松石器。最为理想的方案是将整座墓全部起取，但依当时发掘现场的条件是不可能的。起取体积越大，其松动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且工作队没有起重机，只能靠人搬。最后，许宏决定，从墓主人的下颌部（头骨在发掘前已被压塌）取至骨盆部。
他们将墓的下部和周围掏空，塞以木板，周围套上已钉好的木框，再在木框与土之间填以石膏浆，上部加膜封盖，然后用钢丝捆好木箱。这一长一米余、宽近一米的大箱子，被六个男劳力抬上了吉普车，送到位于二里头村的考古队驻地。忙活完这些，时间已是发现铜铃的第四天晚上9点半了。大木箱抬到二楼太困难，便放在了一楼许宏的卧室兼办公室。就这样，许宏与这位二里头贵族及盖在他身上的绿松石器“同居”了一个多月，直到箱子被运到北京。
年夏天，李存信开始揭开箱盖进行清理。8月份的一天，许宏接到电话，说有一定的轮廓了，保存得还不错。他急忙赶过去，当看到为之付出艰辛努力而保下来的这件宝贝居然是一条保存相当完好的大龙时，许宏顿感自己此前一切的想象与推断都变得黯然失色。所里的领导来了，老专家来了，大家都很兴奋，将其誉为“超级国宝”。
▲许宏（第一排右六）与参加二里头发掘的学生、工人合影
从田野考古到“沙发考古”
年，许宏辞去二里头考古队队长职务，由田野考古转向“沙发考古”（指坐在书斋里的笔耕）甚至非虚构写作。他说：“我还有更多想做的事、想写的书。我想做一名语言的搬运工，把‘文言文’变成‘白话文’，向大众普及考古学，让考古进入公众的视野。”仅年一年，许宏就推出了五本新书。用他的话说，当年自己是文学青年，现在出了很多考古领域的畅销书，也算是通过考古圆了自己的文学梦。
许宏自己对于“公众考古”的热衷和社会上不断掀起的“考古热”，使他比辞去队长前更忙了。几乎每个周末，他都要奔赴不同的城市举办讲座。每有新书出版，他总要不断地接受媒体采访，出席各种宣传活动。考古界有了新发现，他要撰写文章，在媒体上发声，做知识普及。他还要录制音频节目，谈论考古工地上的美食和美食背后的故事……
▲许宏在二里头为参加公共考古活动的代表讲解
许宏有着庞大的写作计划，今年他还有五本书即将面世。如果健康允许，他希望写到七十岁，每年最少出两本。“经常与公众沟通交流，我义不容辞。”许宏的下一部著作即解读早期中国系列的第五本，他计划写二里岗文明和郑州商城，延续他关于早期中国的思考。
我们喜欢说“某人的时代到来了”，然而，在考古学这条道路上，没有一个人的时代，只有一代又一代前仆后继的考古人。中国考古学百年间，正是有了像许宏一样成百上千位考古人勤勤恳恳、脚踏实地的工作，才使得国家和民族历史的长度与厚度得以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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