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赵人厚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墓葬中大量使用人殉。春秋战国时期，赵人墓葬中还经常用人殉葬，在周窑一号墓，发现有2个殉葬棺，棺内殉人是未成年的儿童。在百家村战国墓的大型墓中，发现有5座殉人墓。大量人殉的存在，反映了赵国丧葬风俗之陋。由此说明，人殉、人牲的习俗与一个民族的来源、历史传统有密切的关系，秦、赵两地存在的殉人习俗，就是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延续。
这些殉葬者的身份，学术界己经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一般认为可分为殉人和殉牲两大类，现在已经取得比较一致的意见，即人牲与人殉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制度。秦墓中也存在殉人和殉牲两类不同性质的人。那些仅有埋葬坑，无葬具与随葬品，骨架不全或肢体摆放位置高度错位的，应视为被砍杀而致死的，大堡子山和雍城一号秦公大墓墓道内或墓室填土中的殉葬者，应视为人牲，是埋葬过程中祭祀墓主的用品之一。
这种性质的殉葬者在已发掘的墓葬中所占的比重较小，而在墓葬埋葬完毕后的宗庙祭祀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大堡子山“人祭坑”内、西山遗址K、灵台景家庄人殉坑、凤翔马家庄宗庙遗址内的人牲坑内的殉人都是此种形式的殉人。上焦村秦墓、侯马乔村围沟墓内的凌乱人骨属于非正常死亡，与特殊的历时事件和战争环境有关，而与以前的墓葬内的殉人殉牲的死亡清况有别。
另一类与墓主关系密切，靠近墓主，有葬具、随葬品、骨架保存完整的殉葬者应为殉人。象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内二层台上的殉人、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内的箱殉和匣殉。学者曾用中子活化分析方法，对秦公1号大墓箱匣殉人毛发标本进行检测，发现砷的含量等于现代人发相应含量的几十倍乃至近百倍，从而推测秦公1号大墓内个箱匣殉人“很可能是以服用砷的方式中毒致死的”。
那些中小型秦墓内的殉人按其不同位置、骨架保存情况、葬具与随葬品的不同也可分为殉人与人牲两类。那些“安详”致死的随葬者，同秦公大墓内箱、匣殉以药物致死的情况应一致，为人殉，墓葬之内以人祭祀、殉葬、从葬的现象，在中原地区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两汉魏晋时期，甚至晚到明代。人牲和人殉，在奴隶制兴盛时期的殷商和西周时期非常盛行。它在我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带有普遍性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之中，往往把除墓主以外，墓葬中所有发现的依附于墓主，而又非正常死亡的人通称为殉人，亦即通常所谓的人牲和人殉。
但在考古发掘的实际中，有些所谓的殉人墓中，出土了既非墓主，又不是殉人的现象。有学者对这一现象研究后，认为这些人的身份应是从死从葬者，是为墓主自愿从葬的。认为从死与殉葬为两种既有本质区别，又有联系的丧葬市踱。其区别在于：从死者乃同一社会集团成员，殉葬者为另一集团分子；从死者自愿随死，被视为义举，殉葬者被杀殉，形同犬马牺牲；从死者为贵族、义士、近亲、名姬，殉葬者为奴仆、战俘、罪犯。二者又有不可割裂的内在联系，对于他依附的墓主来说，他们必须以供墓主在另一世界驱使为目的，所以从死从葬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有强制性。
殉葬制度是奴隶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从死从葬习俗的出现，则是对殉葬和奴隶社会的否定，它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的产物，也是我国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过程的真实反映。但是由于殉葬制度盛行既久，影响又深，所以殉葬现象在从死从葬制度出现之后，并没有完全绝迹，而是与之并行存在了很长时间。
还有学者认为从死从葬的产生与终结，与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从死制度的产生，是士阶层初兴时期群体性差，依附性强的重要表现。秦献公“止从死”，说明了士阶层力量的发展壮大。从死风靡于秦是由秦无严格的宗法制、善用外人的特点所决定的。为知己者从死，表现了士为秦用之心；献公止从死，显示了秦能纳士之心。从死与商、西周时期人殉制度的差异是否如上述学者所述，还有进一步讨论的需要。
诚然，东周时期的社会清况己与以前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考古发现并不完全支持从死与殉葬有本质区别。秦自武公二十年(前)至献公元年(前)的年间，凡言随葬之事，皆曰“从死’夕，并无“殉葬”字样，对于墓葬之内存在的除过墓主以外的多具骨架，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差异，判别何为从死者，何为殉葬者，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困难，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与墓葬存在等级差别一样，每具骨架的随葬品、葬具、葬式等方面的内容，可能是我们判断的主要依据。
已经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箱殉、匣殉和填土中的殉人，为掷门理解这些殉葬者的身份提供了较好的注解。据介绍:“大墓填土中先后发现人骨20具，动物骨骼2具。20具人骨部分是墓室填土时埋葬的，部分是大墓完成后又重新挖坑埋入的。人骨均放置在一椭圆形或长方形的土坑中，土坑长约70-80，宽约50-60厘米，(坑深2-2.4米，无葬具，葬式为跄曲特甚的屈肢葬或乱肢葬)。
墓室的三层台及西墓道与墓室连接处清理出殉葬人。根据殉葬的位置和葬具的不同可分为二大类，一类为箱殉，共72具，紧布在曲尺形椁室的周围，其葬具长2.25，宽1.5，高1.4米。以截面边长21厘米，长1.5或2.35米的杨木垒成长方形木箱，内置长1.6、宽0.66、高0.66米的框架，框架内放置头西向，跄曲特甚的殉葬尸骨。匣殉者有94具，分布在箱殉以外靠近墓室四壁处。其葬具为长约2、宽0.7、高1.0，壁厚仅0.04的薄材，其葬式亦为跄曲特甚”，填土中发现的20具人骨，无疑是作为人牲埋葬的。箱殉和匣殉二者的身份也有差别。
箱殉紧靠椁室四周，既有棺又有椁，椁木为十几厘米见方的方木，殉箱制作比较考究，外涂黑漆，绘有精美的花纹图案，并有绿松石、串珠、玉壁、玉磺等随葬；箱殉的外圈才是匣殉，均用薄木匣子盛敛，一随葬品多是生产工具。二者的用材，箱殉使用的是耐腐性较椁室所用木材差，加工困难，切面不易光滑的麻栋，出土时多数腐朽较甚；匣殉因为所用材质比箱殉更薄，发掘时只能依稀辨出匣腐后的痕迹，无法取样鉴定。
发掘时，在一些棺椁盖上曾发现有用朱砂写的文字、编号，说明当时入葬时既井然有序，又有严格的等级观念。箱殉有棺有椁，有装饰品随葬，比匣殉更接近墓主，说明其身份较匣殉高出一级，应是墓主的妃、姬或近臣；匣殉只有薄棺，远离墓主，随葬生产工具，应是工匠等生产或生活奴隶。这二类身份的人中，可能有一些是自觉自愿从死的，棺椁盖上的标记说明死者在秦公入葬前己经死亡，并根据其身份而确定安放的位置。但由于二者明显的等级差别，完全将箱殉和匣殉理解为同一集团的社会成员，也是很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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