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十二时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全盛时期的大唐王朝，开放包容，多元自信，奇幻瑰丽，这种盛世是一个全景盛世，囊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甚至领土版图，这时的大唐人对外来事物，本着“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胸怀，吃胡食，穿胡衣，欣赏奇花异草，饲养奇珍异兽，人们崇尚自然美，特别是女子崇尚丰腴美，服饰新颖，妆容艳丽，繁缛奢华，特别是琳琅满目，璀璨夺目的珠宝宝石使人们惊叹于大唐的气象和潮流。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唐朝时期，虽然出产金银，但产量不多，绝大多数的珠宝宝石都是舶来品，那么唐朝宝石珠宝都从哪里来的呢？为何应用如此广泛呢？本篇文章我们来了解下唐朝的珠宝宝石。
盛世繁华的唐朝，可以说是珠宝的世界，珠宝的用途涉及到大部分领域，无法细分其领域，但从文化生活领域来划分，可以分为世俗生活用途和宗教生活用途。我们先来了解下珠宝的用途有哪些？
在世俗生活中的应用
首饰和配饰，唐人佩戴珠宝首饰，不仅是身份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更能彰显女性的雍容华贵，几乎所有能想到的首饰和配饰，都有珠宝的材料，种类繁多，例如妇女用的发钗，根据珠宝材料来划分，可以分为，黄金钗，水精钗，白银钗，珊瑚钗，琥珀钗等等，发簪有水晶簪、玳瑁簪、犀簪，头梳有犀梳、象梳等。当然，这些首饰都是非常昂贵的，普通百姓人家很少有人用，只在上层社会中流行。
唐朝不仅女人钟情于珠宝，男人也流行佩戴珠宝，在唐朝的宴会或者朝廷的朝会上，贵族和官员们喜欢佩戴用犀牛角制作的腰带，而皇帝也喜欢将犀带赏赐给大臣。
《全唐诗》记载，白居易“犀带金章荣贵身”，元稹“犀带金鱼束紫袍”，《旧唐书》记载，“度望门再拜，衔涕而辞，上赐之犀带。”
不仅文人墨客喜欢珠宝配饰，当唐宪宗赏赐给大臣裴度犀带时，这不仅是荣誉象征，更是身份地位的肯定，根据唐律规定，不同的官位佩戴不同级别的犀带。除了腰带之外，外来珠宝还被制作成价格昂贵的宝玦、玉佩。
生活用具，大唐珠宝是罕见品吗？当然不是，外来宝石随处可见，被唐人制作成日常应用的生活器皿，例如玻璃杯子（天然玻璃）、琥珀杯子、水精杯；除了杯子之外，珠宝和宝石还被制作成樽、盏、盘、碗、钵、瓶等器皿。对于这些珠宝器皿的记载，《全唐诗》、《旧唐书》中留下了大量的笔墨。
康国进贡水精杯“遣使贡献锁子甲、玛瑙杯、水精杯”《旧唐书》；李白，“玉碗盛来琥珀光”，岑参“酒光红琥珀”，元稹“杯夸玛瑙烘”，杜甫“春酒杯浓琥珀薄”。
室内装饰和床上用品，唐人经常会拿宝石来进行室内装饰，就拿镜子来说，唐朝不全是铜镜，还有玻璃镜，琉璃镜；用珍珠、玳瑁、瑟瑟、水犀、水精等宝石制作的门帘和屏风；唐玄宗时期，为了讨好杨贵妃甚至拿瑟瑟宝石来装饰车马；唐懿宗下嫁同昌公主，乘坐七宝步撵也是用这些宝石制作的；而武则天则用玛瑙、珍珠、琥珀、犀角、水精、象牙、砗磲等宝石制作七宝帐。
宝石的其他用处
唐朝宝石应用非常广泛，除了以上用途外，还有文房用具（玻璃砚台、象牙笔管、犀角笔筒）；美容药用，用珍珠粉制作洗脸用的澡豆，具有美白养颜效果；用珊瑚做的去的药膏，琥珀被用来制作利尿的药物，砗磲有解毒的功效，犀角用来治理伤寒和脚气等等，这些都被记载在唐代的医书中。《千金翼方》、《外台秘要方》、《备急千金要方》。
宗教生活的应用
珠宝、宝石除了在世俗生活用应有较为广泛外，宗教生活更是离不开珠宝，宝石，例如在佛教、儒教、道教中几乎成了必需品，有的甚至上的宝物和精神象征。被佛教推崇的至上宝物佛教七宝，就有玻璃、砗磲、珍珠、玛瑙，、砗磲、赤珠等等。佛教、道教的念珠、香炉，幡幢缀饰，菩萨衣装饰，存放佛骨舍利的器皿等，都有宝石材料；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念珠就有白水晶念珠、琥珀念珠、玛瑙念珠；安乐公主制作的百宝香炉（琉璃、琥珀、玛瑙、珊瑚等）。
唐朝外来宝石来源
唐朝宝石和珠宝来源非常广泛，除了自产之外，绝大部分都由外部供应，来源非常广泛，根据来源地区划分，可以分为西亚地区（大食、波斯国）、南亚地区（天竺国、狮子国）、中亚地区（康国、石国、吐火罗）、地中海地区（拂菻国）、东南亚地区（林邑国、真腊国）、东北亚地区（倭国、高句丽）、非洲地区（拨拔力国）等等。
不同地区向唐朝廷输入不同的宝石，例如大食国的红宝石、绿松石；拂菻国的夜明珠、琥珀、砗磲；林邑国，真腊国，天竺国、狮子国犀角、象牙、玳瑁等有机宝石，狮子国也是唐朝廷唯一的金刚石供应地（天竺被误认为是金刚石供应地），康国和石国，瑟宝石（又名宝玉），吐火罗国的玛瑙，箇失密国的火珠，拨拔力国的象牙、犀角，倭国的玛瑙等，这些国家中波斯国是出产宝石最多的国家之一，大食国的宝石业非常发达。
《通典》记载波斯“有珍珠、琉璃、金银、玛瑙、金刚。”《旧唐书》记载波斯国“出珊瑚树，琥珀、玛瑙、玻璃、火珠、琉璃……。”《诸番志》记载“大食国出象牙，所产象牙品质极好。”“真（珍）珠出大食国之海岛上。”“琉璃，出大食诸国。”
唐朝宝石业为何如此发达？
唐朝外来宝石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来源地非常广泛，从周边的藩属国，到中亚地区，地中海地区以及非洲海岸，都有其进口渠道，这与唐朝政策开明，社会风气开放，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准的提高，以及发达的海陆交通路线，繁盛的贸易有关。
种类繁多，琳琅满目的宝石，在贸易交易中需要一个强有力而又高效的机构进行管理，唐朝廷为了促进宝石的交易，设立了管理机构，在港口设立市舶使管理贸易，在内陆的边境地区设立互市，并且出台一系列的商贸政策，鼓励中外贸易交流，从而促进宝石贸易繁荣。
当然，有买才有卖，正常的商品贸易交流中，永远都是买方市场，大唐王朝宝石贸易需求量大，还与宗教和人们的精神需求有关，有唐一朝，儒教、佛教、道教相互融合发展，在各种宗教仪式、宗教生活中，需要大量的宝石，而唐朝百姓又深受胡人文化影响，风气开放，对奇装异服，绚丽多彩的妆饰品有着崇拜的心理，富裕的生活，使得宝石不仅成为身份的象征，更是精神追求。
外来宝石进入唐朝主要有两个渠道，一个是海上丝绸之路，将非洲，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宝石引入唐朝境内；另一个是通过河西走廊、途径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引进西域和西亚诸国的宝石，如此发达的商贸通道，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力和经济实力来支撑，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唐朝的繁荣，是一个全盛的时代。
宝石业高度繁荣的背后预示盛极而衰（棘轮效应）
珠宝宝石虽然用途很广，但毕竟不是必需品，而是奢侈品，当道教成为唐朝国教，当佛教流行于上层社会时，宝石应用量巨大，上行下效，奢侈成风，极易引起攀比之风；宗教仪式，衣装服饰，妆容面饰，室内装饰，生活用具，文书用品，……等等都需要珠宝装饰，例如法门寺出土舍利宝函，其奢靡程度令人咋舌，上层的奢靡消费，消耗了大量的社会财富。
由皇室带动的社会奢靡之风，虽然说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商品经济发展，推动了农业，矿业，手工业的发展，为百姓带来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但这种棘轮效应远没有负面效应大；皇室作为统治集团，其奢靡消费所用的财富都是底层百姓劳动纳税的成果，都是普通百姓用血汗换来的，他们的快乐是建立在百姓痛苦之上的，这就造成了社会不安因素，当百姓受剥削到一定程度时，就会集中爆发，安史之乱就是最好的见证。
古人云“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奢侈浪费的生活，容易滋生朝廷的腐败，有交易就会有不公，有不公就会有派别，就会造成各个派别相互攻伐，朝廷政权犹如一盘散沙，自上而下，士兵也被奢侈生活拖入享乐的温柔乡，造成战斗力低下，战争中战和不定，特别安史之乱后唐朝盛极而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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