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子在中国历史中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历程，最早可上溯至1.8万年至2万年前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时期，在其遗址中发现了牙齿，骨管，贝壳还有石头珠。其中的一些甚至还经染色工艺处理过，证明珠子在当时曾被作为装饰物佩戴过。虽然至今我们仍不能完全了解当时的人们佩戴这些物品只为了装饰还是另有其他象征意义，但可以证明，在旧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开始制作并佩戴珠子，珠子成为人类历史上已知的最古老的饰物。
从考古文献中我们知道，珠子早于人类文明出现。在孕育人类文明的两河流域当中，几乎每一个遗迹都有珠子的身影。从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开始至夏家店，三星堆遗迹中都发现了玉，玛瑙，绿松石等材质的珠子，而且，出土的数量与制作的工艺水平都非常惊人，也为我们了解人类文明的起源及发展提供了许多线索。
与石器时代珠子具有的“神话”意义不同，夏商时代伊始，珠子被赋予了新的象征意义，开始作为社会等级的象征。到了西周时代，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象征作用发展得更加完备。当时以珠玉为饰物不仅可以划分等级，表明身份尊卑，还可以规范行为礼仪甚至言谈举止，这也是古人以玉比喻君子风度的原因。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各个诸侯国又常年征战珠玑玉佩不便于随身佩带，当时由秦人最先剔除了珠玉的社会等级象征，以印绶取而代之，逐渐成为新一轮的趋势，结束了古典的装饰制度。先秦时期，已能从文献中窥见珠子的身影。《礼记·正义》有珠玉串联组佩制度的记载，《诗经·国风》有男女互赠玉佩珠玑的故事，《庄子·列御寇》记“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颌下”，《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载“郑人买椟还珠”……这一时期，青铜冶炼带来的副产品——琉璃被运用到珠子的制作中。战国时，以琉璃制成的蜻蜓眼风行。齐国的水晶工艺，尤其是抛光、切面、打孔工艺已经相当成熟，后人难望项背。这些技艺在齐国制作的水晶珠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齐国水晶珠最明显的特征是孔径较大，孔道透明。一般是两端对钻孔，在珠子中间部分相互贯通，而整体上从不破坏水晶晶莹剔透的特征。
汉代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珠子开始走向民间，一些有钱的老百姓对珠子的需求量大大增加。珠子作为装饰品，已经不单单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还可以理解为财富的象征。这个时间段内，民间信仰及吉祥寓意题材成为了珠子的主要内容，珠子的普及程度已是相当高了。随着丝绸之路的发展，外来珠子越来越多的流入中国市场。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珠子又被赋予了宗教蕴意。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文明发展持续进步，时至唐宋时期，国定民安，经济繁荣，商品化社会已经初步形成。此时，珠子具有了商品化的特征。另外，盛唐时期佛教盛行，僧侣修行所使用的念珠，以及大量与佛教相关或是与佛教发源地域民族配饰相关的珠子流入中原，使得珠子有了更多意义。同时，也使珠子完成了由通知阶级向普通人过渡这一过程。在唐诗中，不乏对珠子的描写。《琵琶行》中有“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名句，《善歌如贯珠赋》的描写更为丰富，“美绵绵而不绝，状累累以相成。”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写道“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其中的“步摇”，上有垂珠，步则动摇也。由珠玉的耀眼夺目足以瞥见盛唐时期的华贵气象。
到了宋代，珠子更是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记载了临安（今杭州）的城市风貌，其中便提及了“穿珠”这种小手艺，在“珠子铺”中，交易动辄“万数”。当时民间对珠子的需求可见一斑。
这里特别指出，与宋并代的辽金时期的珠子。由于游牧的生活状态和无法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势，游牧民族最为珍视的就是手工艺品，能够跟随他们一起移动的除去马匹、帐篷、牛羊以外就是手工艺品。契丹贵族组佩沿袭了中原地区的装饰品等级制度，但在审美方面与中原地区截然不同，形状上偏爱瓜棱、长管、扣子以及环状物，材质上除黄金等贵金属装饰品外，他们大多还用玛瑙、水晶等半宝石材料来制作装饰品。
元明清三代，除去贵族阶级对珠子的需求以外，在民间，珠子也被广泛使用珠子，成了寻常百姓打扮和消遣的物品。《金瓶梅》第十一回有西门庆为潘金莲买珠子的故事，而潘金莲拿这些珠子是为了自己“穿箍儿戴”。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珠子的制作工艺及所选材质也越来越精细考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自唐代以后，珠子便不再仅仅于墓葬中发现，越来越多的珠子流入民间，所以今日我们才能见得到如此之多的“传世”珠子，由于历史时间原因及前文中提到的其他因素，我们最常见到的珠子来源于元明清三代。
清代，这一功能随着皇权的高度集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其产物便是朝珠。满族先民有以“令珠计岁”的风俗。朝珠的形式来源于佛教念珠，这与清代皇帝对佛教的尊崇有关。朝珠由颗珠子贯穿而成，由身子、佛头、背云、纪念、大坠、坠角六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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