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指出，在身体、服饰、日常用品、居室上装饰，材料不外乎矿物、植物以及动物三类；装饰技法主要是刻、铸、编、陶、镶、织、绣、绘等；装饰的题材有抽象几何、具象生物与抽象神话等。
在化学合成材料不多的明代，器物都是由为数不多的几种天然材料制成。当我们审视一文物，首先会辨别出是金制、木制还是织物制成，所以首要的装饰元素就是器物质料本身。之后是施加于质料之上能够描绘万物光景的纹理。
质料与纹理互为依托，纹理使质料避免了效果的单调性，能够描摹事物、讲述故事从而拥有了一定的内涵；不同的质料则能凭借自身特性赋予纹理中的事物以不同的风格。最后是使造型与装饰最终得以实现的技艺，它是器物形成的技术内核，是人通过思考和实践后成功解决问题的方法、完成创造的智慧，本身也是一种艺术。
权衡功能与审美的质料艺术，王世襄把明式家具的美学特征概括为“五美”，即木材美、结构美、造型美、雕刻美以及装饰美。五美之首，即是木材美。不同材料的自然性能与质地各不相同，金属光彩夺目，竹木清秀雅致，草藤朴素文静，玉石晶莹剔透，陶土浑然质朴，不可不根据产品的实用与审美需要选择适宜原料。
制作首服与首饰的工匠在选择材料时，要兼顾功能和审美。以儒巾、纱帽的取材为例，内用上漆的藤丝或麻布，外用黑纱，既能满足“质坚而轻”的功能需求又能满足“端重”审美风格的，很好地体现了选材中的智慧。
重功能性的纺织竹编等有机质料，装饰于手、耳和头发三个部位手镯、戒指、耳坠、小冠以及簪钗体量都很小，适宜用金银玉石等贵重材料打造，而包扎和扣覆在额头上体量较大的冠帽则均采用了更为轻薄且风格和功能各不相同的有机材料编制物，主要包括绸缎纱罗四种丝织物、棉布、麻布和竹编网等。
李乐在《见闻杂记》中说到万历年间，浙江地区的贫富人家皆“厌常喜新、去朴从艳”，男士也“好穿丝绸、绉纱、湖罗”。明嘉靖《天水冰山录》记载由严嵩家抄没的各类高级丝织品共计匹，高级丝绸衣服件。绸缎是古代服装常用材料，也是出土巾帽最常见的纺织用品。制巾帽的绸缎没有织造纹样多为黑色素绸素缎，表面素淡光洁。从出土统计来看，男子缎制巾帽较多，女子绸制巾帽较多，绸帽内里多为缎。
据文献记载，巾帽制作面料有纬罗、帽罗、漆纱，纱又还分为马尾纱和龙鳞纱两种，色彩天青色与天蓝色最常见。乌纱是一种通用的覆盖冠帽外层的面料，包裹由竹蔑或麻葛制成帽胎的乌纱帽、儒巾、如笠圆帽等等。乌纱帽上的一对帽翅极易腐烂很难与帽体一同保存下来，这是因为帽翅上只有两层薄纱罗。
值得注意的是两层薄纱交叠产生的摩尔纹，这种“活文”在同样材质的衣服上也会出现，刘若愚在《酌中志》中形容此纹“如水之波，如木之礼”。明代女子流行的包头是轻薄的纱织物。
除了出土实物中的棉麻丝织物、竹蔑，巾帽材料还有价格昂贵的绒和马尾编织而成的鬃。嘉靖初年秀才开始戴“瓦楞鬃帽”，马尾编织而成的巾帽分为瓦楞、单丝、双丝三类。
二十年后富人也开始戴，但因为价格昂贵戴的人很少。比较流行的是罗和纻丝制成的帽子，另外还有仅流行过三四年的头发织成的帽子。万历以来，由于鬃价格下降，贫富人家都开始用其鬃帽。绒料价格昂贵但质量极好，用绒制作的衣物可以穿几十年甚至可以成为传家之宝。
明代小说《醒世姻缘》中的苏锦衣就有“方巾姑绒道袍”装扮，“穿著的甚是庄重”。大绒是绒织物的统称，明代南京就是生产地之一，而且有建绒、漳绒和彩绒不同的品类。漳绒即天鹅绒，明代这种面料用来做冬季用巾帽，苏州王锡爵墓出土的忠静冠就是绒制成。
棉麻布是价格低廉的材料，涂黑漆以后变得坚固而轻盈，可做帽里的帽胎，实用性很强而不能被忽视。“物有美恶，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恶不终弃。”草编的蓑衣也有比裘皮衣适用之处。有机材料与矿物不同，因材施用，就能很好地得到各种独特的优势功能。
重审美的性珠玉宝石等无机质料，珠玉金银等无机材料很早之前便用于装饰器物，《汉志》言：“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臧，不为币。”明代金玉珠宝的使用更为普遍，直隶巡按御史孙丕扬抄没严嵩北京家产时就有“金珠宝首饰六百五十件；金四百八十三两二钱”。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玉是高贵身份的象征，古代社会人分几等，各种用于人身的物料也有了清晰易辩贵贱之分。玉高于金，金高于银和镀金的银、银又高于犀角或铁，珠宝高于珊瑚、琥珀又高于水晶。
虽有人为等级之分，但珠贝金银大多一样地光彩照人，散发无形的宝色，如火之光焰，灯之光明。李渔认为，面容与发色不佳的女子，装饰光芒四射的奇珍异宝，可以让肌肤发色改观。
富贵人家，变换着佩戴各式各样玉、犀角、珍珠的簪珥，甚至可以一日一换。古代女子只有新婚期间才会“艳妆盛饰”，在那之后“一簪一珥，便可相伴一生”，簪钗与耳环是不可不讲求精美的。明代大运河江南流域出土首服与首饰材料有金、银、玉、宝石、珍珠、水晶、琉璃、琥珀、玛瑙、铜、铁、木、竹、骨几类。
论簪的材质，玉簪的美最为高级，许慎《说文解字》：“玉，石之美者。”玉的色泽温润、通透，质美是它获得人们喜爱的原因。再者是黄色的犀角和白色的蜜蜡。
这三种质料因颜色浅淡雅致更能映衬头发的乌黑亮泽衬托人的容貌。金簪、银簪属其次，琥珀、玛瑙簪都不被认可。玉、犀、蜜蜡之后是首饰中最常用的材料金银。清代屈大均认为金的黄色来源于日光。
出土首饰中很大一部分为银鎏金，用更少的钱就能享受金子同样的表面效果。金银都消费不起的贫穷人家也常用铜锡打造首饰。但李渔建议用骨和牛角来代替铜锡。骨角做的簪钗耳环更加耐看，工艺上佳的可与犀贝媲美，铜锡首饰不但不雅观，还会损伤头发。
南京南宋墓出土的水晶簪整体都很通透，明代很少见这种簪，只用水晶做簪的点缀。男子首服材料的选择与女子首饰不同，更加注重材质所表现出的“风神”。铁冠被认为是最有古韵，犀玉与琥珀都不能与之相比，另外还有沉香、瓢、白螺各种新奇材料。越有古朴气息越被喜欢，人们通过选择首服的材料来表达个人审美意趣。
除了上述能打造首服首饰的造型的金银玉石，还有一些材料珍贵而体型小只能用作装饰点缀。珍珠是古籍记载中常见的点缀之物，《天工开物》中对于采珠的次数提出限制，以防资源的过度采摘。珠翠、珊瑚、犀角、象牙属于较为罕见的材质。琥珀的品质以火红及杏红色的为最好，血珀和金珀稍差。
《天水冰山录》里记录的束发冠就有玛瑙、水晶和象牙材质。犀角、象牙等材料来自海外一些国家，不是人人都能得到的良犀美玉巧工雕，议款平酬贵客邀。封付儿孙传玩远，未寒四大已萍飘。”犀、玉是骄奢淫逸的权贵之家喜爱的奇珍异宝，价值高到可供贵客赏玩，也可传于后代，宋应星诗中批判的是一种对宝石的贪奢欲。
鲁荒王镶宝石金带饰表面镶嵌蓝宝石、大珍珠、红宝石、猫眼石、祖母绿、绿松石、缟纹玛瑙共计33颗。其中的猫眼石在当时是十分珍贵的宝物，呈现出的光彩酷似猫眼故名。
猫睛石产自细兰国与默德那即今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西部麦地那时人们认为这种宝石越像真正猫眼睛的越是美的，大小、色彩要能体现活物的光泽，连中间的结构也要像猫瞳孔的样子才算最好，有“一线中横，四面活光，轮转照人”的美誉。这是人类受影响于自然的审美体现，在评判美的时候人们往往倾向于自己所熟知的、能想象的自然。
容纳现实与虚构的纹饰艺术，打造大运河江南流域首服首饰材料仅十余种，形制很少变化，只能依靠纹饰极大丰富首饰样式。《天水冰山录》中耳坠有灯笼，楼阁，寿字，茄，桃，梅花，菊花，琵琶，甜瓜。首饰有福寿禄，凤，孔雀，牡丹，桃，寿星，仙花，莲，牡丹，草虫，仙人，兔，佛塔，庆无穷寿，龙凤，鸳鸯，刘海戏蟾，飞鱼，王母青鸾，孔雀石榴等等。
其中大部分刻画了各类生物，展现自然之美。还有一部分像帝后服饰上不可变更的龙凤、十二章纹，并不是这些纹饰本身形态造型让人赏心悦目，而是纹饰背后象征了某些意义。
1、重写实的自然模仿题材，明代首饰上的装饰纹样多是对现实生物与景物的生动描摹，是崇尚自然的表现。
据《云间据目抄》记载，单坠马髻上发饰的自然模仿题材类纹样就有6种，包括了发髻两旁的一到二对梅花（簪）；发髻前面的灯笼（簪）、灯笼两旁的两三对西番莲（簪）；发髻后面的一朵卷荷；还有位于两鬓的一朵较大的翠花（叫鬓边花或飘枝花）；最后耳上是丁香花（耳环）。
自然界的一切生物景物从来能使人得到心灵慰藉，《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人们对自然的崇尚，是道教的美学原则，表达了一种摆脱物欲，而逍遥于自然的向往。
《闲情偶寄》中提到，珠宝首饰能点亮美人，但与鲜活的花儿相比，雅俗判然不同，珠围翠绕的荣华就不足道了。名花倾国两相欢，美人不可不有花的陪伴。不论贫穷富贵，都应用花来装饰，爱花即爱美。插戴鲜花的颜色白色最好，像茉莉、珠兰仿佛生来就是给女子做妆扮，但珠兰黄色淡红色其次，像颜色大红显得俗气的玫瑰花和不常见的珠兰不适合直接簪戴，将这类花型打造成簪钗是不错的方法。
出土各种造型的花簪便是从自然形态中获取灵感，还保留了生物的原始造型形态。模仿时应合于物理，不可伤失本真。《庄子》中强调，“原天地之美而通万物之理”，“游于物之初”，这都是审美还原。在庄子，自然生命的“底线”是美或大美，万物的“原型”或“初型”也是美或大美。
耳饰中的自然题材主要有葫芦、茄子、梅花、菊花、琵琶、甜瓜等，大多为吊挂形态。小葫芦不管挂在手杖上、禅椅上、念珠上或扇子上，同耳坠的共同点都是“坠”，强调了葫芦写实造型运用在配饰时的吊坠状态。
手饰中的自然题材主要有龙、螭头、贯珠、竹节等，大多为盘绕形态。图形单元环绕手腕一周，图案适应手镯功能。发饰中的自然题材主要有花枝、瓜、梅花、石榴、鸳鸯、莲、蜂采花、鹭鸶莲、桃花、鱼等，大多为插刺形态。
无锡钱氏墓出土的一对蝴蝶簪用金片锤出蝴蝶形状，两只蝴蝶背上分别嵌一红一绿两圆宝石，用极细金丝绕成螺旋触须。大块的宝石点亮了蝴蝶赋予其生命力，嵌宝的方式使它以华美取胜，虽非巧构，而宝光熠耀，可以映颊，可助娉婷也。头上触角会随妇人的行动而颤动，更加逼真。
鸟兽与瓜果动植物结合也是常见形式。一对鹦鹉衔桃簪，鹦鹉口衔桃子，属自然生态物象，样式偏向写实，突出了真实性装饰效果。桃，传说为延年益寿之果，体现对长寿的追求。
松鼠瓜头簪的簪头瓜棱、瓜叶都刻画分明，前有瓜花，后有瓜叶。一只松鼠伏在瓜上，动静得宜，情节宛然。鼠与瓜果的结合，当是寓含丰年、富足之意，另外还有瓜瓞绵绵之家族兴旺的寓意。此类将大自然中的草虫生动复刻到头上的簪钗，给整副头面带来了真实美好的乡野田园趣味。
2、重表意的传说虚构题材，明清时期，首饰及其他器具上多有程式化的祥瑞图案，且成为固定的组合模式。这在宋代还很少有，宋代金银饰品图式多作花果虫鱼小景，很少人物题材。这是因为在明代，望族的兴衰更替与科举致仕有很大关联。
宗族内有子弟科举入仕、当官为宦是使宗族跻身望族之列的关键所在。重视教育，把读书博功名看作是家族兴废的关键。富商钱氏为免遭时人轻视，将尽力让子弟向应试入仕的社会阶梯前进。
以无锡钱氏墓为例，出土的一对掩鬓主题为麒麟戏珠，嵌刻左右镜像对称的两只麒麟，周围有杂宝纹装饰。另一对由云团组成的外轮廓不规则掩鬓左饰虎、右饰龙。“云从龙，风从虎”，有龙存在的图案必少不了祥云。龙藏于云不露全身，云也不作整朵，半遮半掩，忽而见龙，忽而见云，增添妙境神秘感。一支飞鹤簪也是以祥云为背景，飞鹤展翅昂首于其上。得凤鸟者得天下。
子曰：“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凤鸟传说中的祥瑞之鸟，往往出现于圣王或盛世之时。瑞兽图案极重视结构形式的生命感与律动感，而不追求自然形体的摹写，着重表现悦动的生命力。此类神圣图腾较其他花草虫鸟簪更具威严的力量，杂宝纹与云纹作为背景使单只神兽不过于单调独立。
而且装饰的祥云营造升天之境，再度烘托了恢弘升腾气势。麒麟，龙虎与鹤，属世人敬畏与崇拜的仙禽瑞兽，装饰于发间以其神武和力量求家族社会地位高升以及门庭显赫。
人物故事题材也广泛流行于明代，主要有“学士出行图”和“楼阁仕女图”之类。对生命的无常及钟鸣鼎食的生活，使长生女神西王母、寿星与八仙等仙人及其生活的楼阁成为首饰纹饰中常用的祝寿主题。独立簪戴于嶽髻下方两鬓处的掩鬓和压鬓钗是簪首面积最大的两类簪钗，因此，其上纹饰在较大空间内能够讲述一个故事或营造一种意境。
钱氏墓出土的一对掩鬓上，远景是山川与亭台楼阁前有一棵大树，树栏杆旁的近景是西王母及其两侧的侍女，右侧侍女在前引路，左侧侍女持书尾随。一只压鬓钗工艺极为考究，主题为楼阁人物，总为三层楼阁，每层有一或三人物，楼阁上方是繁复葵花纹。设计灵感源自宋元明绘画中的楼阁图式。造型纹样通过金累丝的形式从绘画转变成了首饰。
另外的一对小钗也是神仙主题，玉仙人镂空双手交错于袖中，立于叶瓣上，玉人上为一荷叶碗托，托内镶嵌宝石已脱落。此类仙人与楼阁图式簪多出现于明代王侯宗室墓，视觉效果既精密又刻板。不同于随意安置的美感就能轻易被大众所欣赏的自然花叶纹，仙人楼阁属人文艺术类图案，需要固定的图式表达。
银锭、方胜、古钱、犀角、如意、宝珠、玉罄、珊瑚等合称“杂宝”，通常一横排装饰于细窄的钿上或用于其他簪空白处的填补。七房桥钱樟夫妇明墓出土服饰、枕、被等纺织品中出现次数较多的杂宝纹样同样是作为花卉纹的填补与辅助“纹必有意，意必吉祥”，选择打造杂宝纹首饰的妇人意图通过这些带有迷信色彩的符号与自然界以外的“外界”进行精神输出，贪求财富婚姻等各方面的福泽。
承载了代代人的种种生存理想，几个杂宝几何图纹因此简单而不简单，艺术形态成为人类思维、智慧和精神的“物化”延伸。总之，这些具有约定俗成、传承已久的符号表达的是希望通过某种神力消除烦恼而能安逸且宽裕度日的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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