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所见夏王朝的兴衰。中国早期典籍《尚书》中有“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的纪录，表明古代中国最迟至商代已有文字书写的典册，近代商朝甲骨文的发现证实了古书记录的可信。令人遗憾的是，夏代文字至今尚未确认，至今为止，我们不能肯定流传下的任何一篇文献属于夏代，只能通过《诗》、《书》、《左传》、《国语》、《竹书纪年》、《夏小正》、《山海经》先秦诸子及《夏本纪》等古书记载的所谓“夏书”、“夏训”、“夏礼”、“夏时”、“禹之总德”、“禹誓”、“禹刑”等名称窥探被后人誉为三代之首的夏王朝。
从古人所称引来看，夏人可能已创造了某种符号来承载和传递文明。夏族、夏史、夏文化的许多故事积淀下来，经过后人的纪录和整理成不同文字版本，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先秦文献、甚至汉代文献中，既有历史的真实性一面，又有一些虚构，值得我们今天认真学习并分析之。这些传说经过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实地考察，“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撰成言必有据的《夏本纪》，被誉为“夏史研究的开山之作”，表现出一代史家严谨治史的风范。
大禹治水鲧禹传说。《夏本纪》除了根据先秦古籍和民间传说将三代同祖黄帝有着虚构成分外，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是大禹治水的传说。归纳先秦文献的记载，家喻户晓的大禹治水内容有：尧舜禹时代在中原地区正处于“洪水期”；禹改变其父鲧障堵得方法改用取得成功的疏导法；大禹治水的足迹遍布华夏九州；后人对大禹治水的精神备为推崇，先秦诸子对大禹治水的精神多加颂扬；大禹不仅治水有功，在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定江汉流域的三苗部落之乱就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大禹治水成功，铸九鼎以象征天下共主的“王权”。
大禹治水过家门而不入总之，禹在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是一位举足轻重的杰出人物，被后世誉为“三王”之一。也正因为此，先秦典籍围绕大禹治水传说的同时也流传着他从生到死相关的传说：禹生石纽、禹娶涂山（禹会诸侯）、禹葬会稽。大禹治水的成功后，在舜年老的时候，仿照禅让故事，将权位谦让给舜子商均，自己避居于阳城，诸侯拥戴才继位，预示着禹的时期我国史前社会正经历着由野蛮迈向文明的巨大变革，古人用“大同”、“小康”来对比巨大变革前后的情况，也正因为此，古书中流传着尧舜禹时期禅让与暴力说并存的权力交替记载。
颛顼禹都与夏族源。古书常把禹的世系追溯到五帝之一的“颛顼”，为其孙子，而颛顼则为黄帝的玄孙。不管如何，夏族是颛顼部落的一个支裔，问题不大。夏先世渺茫，不可稽考。鲧禹是父子关系，则多为古书所记载无疑。所以夏族的确切的世系当可追溯到鲧。鲧的活动地域据《国语》“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的记载，夏族发祥地在崇山，古书也常将其与鲧禹活动事迹联系在一起。据其他古书和古文字材料，一般认为，崇山即为豫西的嵩山，即今河南登封市附近。大禹的居地和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又在哪里呢？古书比较认同的说法是夏人兴起是在伊洛地区。战国时期的《世本》《孟子》等书还说禹都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登封；还有禹都阳城几十里之隔的阳翟之说，即今天的河南禹州。
夏族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地区是晋南一带，《世本》、《帝王世纪》、《水经注》等文献里有禹都安邑（山西运城）、平阳（山西临汾）、晋阳（山西翼城）等地的说法。直到周初，成王弟弟叔虞被“封于夏墟”，叔虞的始封地在唐，即陶唐氏所在的山西翼城，即被称为夏墟。据此，关于夏族的起源地最有代表性的两说，其一，豫西；其二，晋南。目前，结合豫西地区的古城遗址等一系列重大发现，及传世文献中夏族先世活动的记载在豫西较多，故豫西说成为学界的主流意见。当然除了这两说外，由于大禹治水传说遍布华夏九州，婚丧嫁娶及夏朝其它事迹等传说在各地流传，尚有安徽说、山东说、浙江说、四川说等，但目前尚难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
世系和纪年。《夏本纪》记载，夏世系从大禹到夏桀共计14世，十七王。古本《竹书纪年》记载略同，并提供了夏代的总年数，年，可能近于实际。《帝王世纪》引《世经》则说年，而《易纬稽览图》据《殷历》则说年，或传抄有误所致，当以年代较早的殷历年为是。至于年与年说之间相差40年的原因，历来有两种解释：一是夷代夏政的“无王阶段”包括于夏年之中，成为年说；二是年自大禹代舜事算起，年自禹元年起算。后面介绍的《断代工程》则采用年说。
夏王启夏史本末。夏启家天下之后，比较重要的夏史传说大致有以下几个内容：夏启时期杀东夷首领伯益自取帝位、讨伐有扈氏在今天山西户县南发生的甘之战、钧台之享和武观之乱的平定则表明夏启巩固了新生的王权。夏启之子太康失邦，从而出现夷夏代政之局，表明新生的夏王朝当时的主要矛盾不是统治则内部，而是来自东方的夷族之间争夺方国部落联盟领导权所进行的斗争。太康失国后，直到其孙少康才中兴，在其它部族的帮助下，帮助夏恢复了统治，在少康之子杼在位之时，夏朝形成复盛局面。
但是到了夏朝后期，孔甲继位，“好方鬼神”“四世而陨”，逐渐衰落，到了孔甲后四世的夏桀，孔武有力，但愈加昏乱，经伊尹辅佐的商汤顺应人心的革命，最终经过鸣条之战，被放逐，奔南巢（一般认为安徽巢湖）之山而死。夏王之后，夏族势力除了留在中原地区以外，还有两支分别向南和向北方向迁徙，据《史记》等古书记载，北方的匈奴和南方的越国即为夏人之后。从古书中看夏朝的灭亡原因有很多。除了孔甲至桀个人昏乱之外，宗教、族际关系的变化都是因素之一。
文献所见夏朝国家形态。作为三代之首的夏朝，刚刚从氏族制度中演变而来，在国家形态上在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同时，更多地具有初始色彩的过渡性的早期国家形态特征。所谓国家形态主要包括国家政权组织结构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等主要内容。
从族邦到王国。如前所述，古代中国由野蛮向文明演进走的是一条有别于西方的古代东方式的道路。这这种连续型更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文明演进模式之中，氏族时代的社会组织——族在三代社会中广泛地承继下来，处于文明初期的三代之首夏朝更是如此，古书所记大禹涂山之会执玉帛者万国当是数量众多的族邦，《尚书·尧典》记载尧的美德内容就包含“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从这里透露出尧时的社会结构的基点乃是氏族，由此扩大为九族——百姓——万邦。氏族仍然是维系社会运转的基础。
尧舜禹本属同一邦盟之内的不同族邦的首领，到了大禹治水成功后，取得中原地区尧舜禹邦盟共主地位，并最终以传子制取代禅让制开启了共主制政体下的王国时代。究其原因：其一、中原地区中心地位在尧舜禹时期逐渐确立；其二、夏王朝建立前的地理环境背景；第三、中原地区的农业其原很早，随之人口增加，聚落集结，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第四、气候环境的变迁导致的治水需要和战争促进了王权的形成，而不是过去仅依据经典作家的结论是暴力说唯一因素所致。
夏王朝都城夏朝的国家机构。国家形态重要内容之一即为国家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据《史记》记载，夏朝从禹开始，最后到成汤灭夏，世系传承基本限于传子制为主，只有三位王是兄终弟及制。夏王是王国最高行政长官，又是全国最高军事指挥官。此外，他还掌握着神权，是巫师之长。夏代尚处于早期国家阶段，王权尚不稳固，夷代夏政即为很好的说明。
夏王朝的官僚机构据《礼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的记录，表明夏代官职设置虽较五帝时代有所发展，但尚比较原始。
夏代的军事制度也是处于初创阶段。夏王为最高军事指挥官。地方候伯也有自己的军队，当时的军队具有兵农合一的特点。农闲之时，通过狩猎提高战斗力，古称大蒐礼。当时的兵种有步兵和车兵等，兵器已用青铜铸造。
夏代的刑法据说有“禹刑”，据《左传》的记载，当为肉刑，即生命刑和身体刑。同时为了抵罪，还实行了赎刑，据说周代穆王制定《吕刑》时就参考了夏代的刑法，在酷刑的同时，也注意以德辅刑，同时设置了监狱。但是夏刑尚处于初创期，古兵刑合一，主要针对异族而设，而对本族则多为古老的盟誓与流放的形式，反映了刑法起源时的过渡性。
夏王朝全盛时期疆域图夏王朝中央与地方封国关系。国家形态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据文献记载，这一时期，夏朝王畿内外分布着许多封国，首先是夏人自己同姓的封国，此外还有许多承认夏朝为“天下共主”的众多异姓之邦，夏与这些族邦关系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通过联姻结盟；政治上结盟；军事上结盟；盟邦对夏王朝则尽贡纳的职责。总体上说，这一时期夏朝的结盟具有不稳定性，数量众多的族邦对夏人时服时叛，但结盟关系基本上一直维持到夏的灭亡。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国家结构来看，夏朝同样处于早期国家阶段，这一时期血缘关系而不是地缘关系仍然制约着社会的运转。
语焉不详的夏礼。所谓礼就是人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它强调依据人的身份而在名物宫室等一切方面彼此有所区别，达到贵贱、长幼、贫富秩序井然有分的理想境界。据古书记载，尧舜时代就出现了“礼”。孔子更是对认为殷周之礼乃是在夏人的基础上损益而来。从史前考古来看，礼仪之邦的中国的“礼”起源很早，古书中谈到的夏礼理应存在无疑，但今天只能见到零星记载，可能今后难以窥见其全貌。
古史辨派对夏史的否定。对于夏代，本来没有人怀疑它的存在。众所周知。古文献上的“三代”，向来夏商周并称。由于一百多年前，中华帝国已成明日黄花之势，随着清廷轰然倒塌，近代学术范式转型之际和由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理论需要，上个世纪20、30年代古史辨派兴起，以顾颉刚先生为首的古史辨派曾一度怀疑过夏朝的存在。自《古史辨》第一册中编收录年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的信到年以后发表并收入《古史辨》第七册下编的一组文章则全面否定了夏史。后来虽然他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承认夏朝的存在，但仍然坚持大禹是动物、禹是夏人宗神、禹夏之间发生联系乃是后人所加等说法。顾先生的观点影响很大，至今在国内外学者的论著和各种场合发言中依然可见其踪影。
古文字与疑古过勇。既然疑古思潮认为先秦古书不可靠，其记载的夏史令人生疑。那么古文字材料有无夏的记录呢？就在古史辨否定夏史的前后，揭橥新史学大旗的史学大师王国维特著数文以倡其义。在他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讲课而撰写的《古史新证》书中，利用二重证据法对夏史给与了肯定。他以传世和新出的秦公簋和齐侯钟铭文为证，肯定文献记录的禹其人其事并非虚妄，从而证明了春秋之世，东西两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而先汤之有天下也。王氏利用科学的方法论证了夏禹的存在，推论夏代世系的可信，对后代学术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这一重大问题作进一步讨论的是郭沫若先生，年2月，郭沫若在读了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之后，为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写了一条补记《夏禹的问题》。在表达对顾先生的一些说法表示赞同之外，他继承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同样列举秦公簋和齐侯钟等铭文以讨论夏禹问题，但在考证上有重大突破，即齐侯钟铭文：成汤“有严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后，则厥灵师，伊小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其中夏自宋以来错误的考释为“履”，经过郭氏解释为夏，而本器器主应该是宋国公族的叔夷，为商王室的后裔，因此春秋时期的商人后裔已认为其祖汤之前就有夏代，且大禹为夏代之祖。而秦公簋说秦居于大禹之迹，则表明夏族为中原之先住民族无疑。可见《夏本纪》所记的可信。
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疑古派有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即大禹和夏朝的关系是在春秋以后才发生的，他们怀疑的夏史正是西周以前的历史传说，上述的金文材料只限于春秋时期，看来若能找到西周以前的地下材料才更为可靠。试观甲骨文以商代后期占卜性质之卜辞为主，几乎不可能有夏朝有关的记录。年下半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从香港购藏了一件没有盖的西周中期后段的有铭铜器，曰“遂公盨。”开头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和《诗》《书》语句相同，从而有力地说明了古书所记大禹治水传说，和夏王朝理应存在的真实。看来，疑古派有着疑古过勇的倾向。
寻找（重建）夏文化。如果说古文字材料和传世文献表明，在那高度发达的殷墟青铜文明之前，理应有一个先于商族的夏族存在的话，那么仅仅依据上述古文字材料得出的结论显然还不够。新世纪初刚刚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提出综合传世文献和迄今为止所有的考古遗址，利用古文字学、历史学、天文学、考古学等多学科合作，进行断代，廓清了不少笼罩在三代历史传说上的迷雾。但是具体到夏代对疑古思潮的反思并重建夏史，还是需要具体到考古提供有力的支撑。
秉此，中国学者从上个世纪30年代就开始注意对考古学上的夏文化进行探索。所谓夏文化，即夏王朝时期夏民族遗存的文化。如仰韶文化为夏文化说、黑陶文化为夏文化说、灰陶文化为夏文化说等即为学者在此问题上认识不断随着考古新发现而改变的历程。最终随着年郑州商代早期遗址与龙山文化之间的遗址的发现为契机，年李学勤指出这才是考古学上的夏文化。但是发现过于些微，存在不同看法。
曾在上个世纪40年代著有《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对疑古思潮否定夏史有不同看法而影响深远的徐旭生则成为夏文化探索的真正开拓者。年，他不顾七旬高龄之年亲往洛阳、登封、偃师等豫西和晋南古书所记“夏墟”之地进行考古调查。尔后，二里头遗址、登封告成遗址及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就是在徐老勘查的启发下开始发掘的，为了将这种文化遗存与商文化和其他文化相区别，统称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据碳十四测定，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年——前年左右。处于夏王朝年代范围之内，应属于夏文化。
有意思的是，学者在认识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一个插曲。即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河南偃师这一块为商汤灭桀之后的所都的西亳。但是随着年河南偃师商城的发现和发掘，二里头遗址理应为夏代晚期都城、偃师商城应是成汤灭夏后所建西亳的学者主张逐渐成为主流。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夏文化的考古收获。自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关于夏文化的考古收获主要分为两个大的方面：其一就是鲧禹时期的古城址的发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年河南登封告成镇发现了一座命名为王城岗的遗址、距今约4千年，后来又发现战国时期的“阳城遗址”和印有“阳城仓器”戳记的战国秦汉陶器（共13件）为禹都阳城提供了线索。另外河南禹县瓦店遗址同古书中记载的禹都阳翟的地望相合，为早期夏文化和夏代早期都邑提供了线索。而年——年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掘亦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时间大约为尧舜禹时代，为先夏文化的考察提供了线索。其二、就是二里头时期诸如山西夏县东下冯等类型的发现以及在安徽、湖北、山东、四川等地有关夏代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对区分夏文化与非夏文化、研究夏文化的迁播，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里头遗址由宫殿区、宗庙礼仪性建筑、祭祀性建筑、中校型各类房屋建筑、墓葬群、青铜制骨作坊区、陶窑及陶器玉器等主要部分构成。最近的考古发现表明，二里头遗址，在遗址的东南部宫殿区中心有宫城，略呈纵长方形，总面积约10.8万平方米。宫城拥有城墙，年代始建时间约为二期与三期之交，延续至四期晚段，是迄今可确认的我国最古的宫城遗址，其规划格局体现了古人的“择中建都”，“择中建宫”的观念，从而奠定了中国以后几千年皇家建筑的格局。宫城内除了以前发现的1号、2号大型建筑基址群外，还发现了3——8号等大型建筑基址群，建筑群之间则有道路网络相通。3号基址院内发现了中型贵族墓，其中一座3号墓随葬品最为丰富，有铜器、玉器、绿松石龙形器、漆器、海贝、陶器等，以绿松石形器的发现，尤为珍贵。
二里头遗址复原图总之，从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重点发掘看，这是一处经周密规划、布局有章、历久使用的大型都邑遗址，它的布局开了中国古代都夏王朝的兴衰及寻找夏文化城规划制度的先河，与周边的层次较低的普通遗址及中间层次的东下冯遗址相较，二里头遗址无论从其规划布局，还是随葬品的丰富与精美及以等级制为中心礼制的物化表现——青铜礼器、墓葬的规格等，均充分说明二里头遗址作为王朝政治、文化中心地位，故被学者誉为“华夏第一都”。
综上所述，毋庸置疑，文献记载的夏朝理应存在。这主要有三点原因：其一，20世纪20年代之前很少有人怀疑夏的存在。其二、传世文献彝铭中保存有丰富的记录。其三、20世纪夏文化考古探索依据古书所记进行考察确有重大发现，且考古发现确实与古书相互印证说明21世纪的夏文化探索。但是，如今影响对夏文明认识的瓶颈依然是尚没有确凿无疑的夏文字的发现，有待新的考古材料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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