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为什么会成为今天的样子？这是每位喜欢寻根溯源的中国人都不断追问的问题。
60年前，前往河南寻找“夏文化”的考古学家徐旭生，在偃师境内的二里头村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自此，人们似乎看到了中华文明之源探寻的曙光。
二里头文化诞生于多年以前。在此之前，我们这块土地上曾出现过许多璀璨的文化，比如晋南的陶寺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山东的龙山文化……那是一个万邦林立、满天星斗的“古国时代”。
新华社资料图二里头文化时期，散落于此的众多小邦国逐渐形成了一个“一体的王朝”。从那以后，中华文明一直保有着这样一种向心力；从那以后，在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人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虽然二里头文化到底是不是夏文化，学术界仍有一些论争，但是谁也难以否认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文明实体，就是中国的“第一王朝”。
呼之欲出的博物馆
洛阳盆地西高东低，伊河、洛河横贯其中。这里北依邙山，南望嵩山，交通便利，物产丰富，在古人看来是营建都邑的绝佳位置。事实上，自夏商至唐宋之间的多年里，曾有十几个王朝在这里建都，洛阳也被称为“十三朝古都”。二里头遗址就位于这块风水宝地。
出洛阳一路向东北方行驶，大概40分钟便可到达偃师市境内的二里头遗址。考古学家多年勘察表明，二里头遗址东西最长约米，南北最宽约米，现存面积达多万平方米。虽然是这样大的一片遗址，但表面看上去，这里与寻常的北方农村没有什么区别，新建的公路旁是成片的农田。
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副馆长赵晓军告诉记者，自从年二里头遗址发现后，60年来，考古学家不断进行考古发掘，也只挖了4万多平方米，不到总面积的2%。由于遗址裸露在外不利于保护，因此考古发掘后又都回填种上庄稼了，所以表面看上去，这里跟普通农村没什么区别。
正在建设中的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坐落于二里头遗址保护区南面约米、二里头宫城区中轴线南延的西侧，占地亩，有4个足球场那么大。之所以没有选择在回填的遗址上方建设，也是考虑到遗址区的保护问题。
按计划，博物馆将于今年10月完成布展，并向公众开放。5月中旬，博物馆主体建筑虽然早已封顶，但是内部装修还没有完工，洛阳市文物局上上下下忙得不亦乐乎，每天都有开往二里头的班车。
车驶下偃师古城快速公路，穿过一片庄稼地，正在建设中的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出现在面前。与人们常见的那种气势恢宏的博物馆不同，这座博物馆通体土黄色，显得出奇的古朴、低调。如果不是周围工人进进出出，一片忙碌，甚至会给人一种古代遗存的既视感。
“我们就是希望二里头的博物馆能以一种比较低调的姿态出现。将来周围环境建好后，你更会觉得它隐藏在环境之中。”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李立说。两年多以前，李立和他的团队凭借“华夏之源”的设计方案，脱颖而出。此前，洛阳博物馆新馆也是李立团队设计的，他曾不止一次说自己与洛阳“有缘”。
二里头遗址本身坐落在古伊、洛河北岸的高地上，因此李立也将博物馆设计成一个台地的样式，建筑主体只有32米高，中心部分突起向四周延展。有人说，它象征着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还有人说，它像一把开启中华文明的钥匙。李立说都有道理，而他本人更愿意把这座建筑解读为一个“源点”。“中华文明从这里起源，然后辐射开来。”
考虑到二里头遗址中的建筑物都是夯土建筑，李立也大胆地采用夯土来做博物馆的主体。在原有的方案中，他只为博物馆设计了一个15厘米厚的夯土抹面，但与施工方接触后，他发现现在夯土技术十分成熟可靠。因此，二里头夏都博物馆施工时40厘米的外墙全是用夯土制成的。夯土墙的上方是经过人工做旧处理的铜板，铜锈斑驳，散发出岁月洗刷的痕迹。
李立说：“我们用的全是洛阳当地的土和洛阳当地出产的铜，尽量少用现代材料，以期让博物馆与遗址有一个对话。”
夯土建筑让二里头夏都博物馆呈现出一种拙朴之美，却令现场工作人员为后期维护捏把汗。洛阳文物局工作人员李鑫说：“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有些游客素质不高，会去抠这个墙。虽然说抠坏了都能补，但维护起来会很麻烦。”
虽然博物馆看起来还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工地，但是现场工作人员都很有信心：“屋里的线走完了，吊顶一装，再打扫打扫，很快就不一样了。”
与工程同步推进的，还有展陈设计。赵晓军告诉记者，展陈方案还没有最后确定，大致分为：第一王朝、二里头夏都遗址、断代探源等几个部分。与工程相比，他们对展陈方案显然更加审慎。毕竟自60年前二里头遗址发现以来，对二里头断代问题的争论，就始终没有停止过。
“疑”与“信”
年，70岁高龄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向时任考古所所长夏鼐提出，应该着手探索夏文化。
新中国成立十年以来，有关早期中华文明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年，早于殷墟的郑州商城遗址出土；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比郑州商城还早的洛达庙文化；年、年考古工作者分三次发掘了洛阳东干沟遗址……徐先生感到，从考古学上探索夏王朝的时机成熟了。
徐旭生，原名徐炳昶，“旭生”是他的字。年，徐旭生生于河南的一个书香之家；年留学法国；年回国出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教务长。年“三一八惨案”之后，《京报》曾披露过一份段祺瑞政府准备通缉的48人黑名单，徐旭生与李大钊、鲁迅等赫然在列。
年，瑞典学者斯文·赫定打算率领考察团深入中国西北腹地进行科学考察。得知此事后，徐旭生、刘半农等中国学者奋力抵制。在他们的抗争下，斯文·赫定不得不同意与中国科学家组成联合考察团，进行这次科考活动。
考察团将设立两名团长，一位是斯文·赫定，另一位由中国学者担任。然而，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坐在书斋中，从故纸堆里寻找历史留下的蛛丝马迹，真正到荒郊野外去进行科学考察，还真不是谁都能承受的。
千辛万苦促成了中外联合的考察团，中方却派不出团长，中国学人颜面何存？大家正纠结万分时，身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教授的徐旭生挺身而出。
其实，徐旭生并不是担任中方团长的最佳人选，因为他在巴黎大学攻读的是西洋哲学专业，而不是考古学或历史学。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徐旭生自幼熟读历史，古代文献功底极佳，再加上他受过系统的西方学术训练，很快便具备了极高的专业水准。
西北科学考察活动似乎为徐旭生的学术生涯打开了一扇窗，此后他便投身于历史和考古学领域。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孙庆伟教授看来，徐旭生是“五四”时期具有开创性贡献的一代学人。他主张研究历史不应该坐在斗室里读书，而应该走出去。当时，中国还没有真正的考古学，作为开拓者之一，徐先生居功至伟。
那么，徐旭生为什么会对夏文化产生兴趣呢？孙庆伟认为，这与上世纪20年代初中国史学界兴起的“古史辨”运动有直接关系。
年10月，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胡适，受聘于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
这门课的上一任教师陈汉章是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弟子。听过他课的哲学家冯友兰回忆：“他的诸子哲学，是从伏羲讲起。讲了一学期，才讲到周公。有一次一个同学问：‘照这样讲，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哲学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要讲完，一句话就可以讲完。若要讲不完，永远讲不完。”
可胡适不像陈汉章那样从唐虞、夏、商、周讲起，而是从《诗经》入手，以周宣王时代作为起点。这种新式讲法，让满脑子“三皇五帝”思想的学生非常诧异。这样一来，泱泱五千年中华文明岂不一下子被截去了一半？
可是，坐在教室里的哲学系学生顾颉刚却觉得耳目一新。他认为：“胡先生读的书虽不如其他老先生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那些老先生只会供给我们无数资料，不会从资料里抽出它的原理和系统，那就不能满足现代学问上的要求。胡先生讲得有条理，可谓振衣得领。”
毕业以后，顾颉刚在北大图书馆工作。考虑到他生活拮据，胡适安排他为《古今伪书考》做一个完整标点注释本，“卖几个钱”。这本书本是薄薄一册，两个星期就能标点完成，可顾颉刚却花了半年时间。他将书中每条引用，都去翻查原书，仔细校对，注明出处和删节情况。下了半年苦功后，顾颉刚对胡适说，《古今伪书考》不必付印了，他要编辑一部疑古的丛书——“辨伪丛刊”。
没想到，在一份并不怎么学术的研究工作中，顾颉刚悟到了治学的奥秘。他发现：“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通俗点说，越是年代久远的人物，出现得越晚。周人只谈尧舜禹，战国时期开始出现黄帝、神农，汉代才出现盘古……也就是说，被历代中国人尊崇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不过是后人一点一点编出来的神话故事。
此观点一出，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只剩下一半。对于深受古史观念影响的中国传统文人而言，这实在太过惊世骇俗。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无法接受，甚至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也在小说《理水》中讽刺他：“‘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子涨得通红，‘你们是受了谣言的骗的。“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鲧”是一条鱼，鱼，鱼会治水，水，水的吗？’”这个既口吃又有酒糟鼻的学者，正是顾颉刚。
不过，反对的声音中也有心平气和的讨论者。徐旭生曾表示：“我个人虽对他的工作有较高的评价，却绝以为他走得太远，又复失真，所以颇不以他的结论为是。”
虽然徐旭生不同意顾颉刚的学术观点，但仍然欣赏他的治学精神。后来，顾颉刚赴厦门大学任教与鲁迅闹得不欢而散，重回北平。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的徐旭生，甚至自降薪水，聘任顾颉刚为历史组组长。
“徐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虽然他不同意顾颉刚的观点，但是会用正常的学术方法来回应学术问题。”孙庆伟说。
为了从学理上驳倒顾颉刚的观点，上世纪40年代，徐旭生写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前面很大一部分，都在分析顾颉刚方法的缺陷。”孙庆伟说，“徐先生认为，应该将上古的传说、文献、考古，三者结合起来看。”
事实上，顾颉刚本人也期待能从考古发现中找到历史的真相。他在《夏史三论》中写道：“好在夏代都邑在传说中不在少数，奉劝诸君，还是到这些遗址中做发掘的工作，检出真实的证据给我们罢！”
探源之旅
上世纪40年代，徐旭生就做好了通过实地调查来探索夏文化的准备工作，无奈战乱连年，国家不靖，这个心愿只能一拖再拖。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中国早期文明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徐旭生感到实地探索夏文化的时机来了。他在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决定14日启程前往河南。”这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开始了一场寻找“夏墟”的探源之旅。
4月15日，徐旭生一行人抵达郑州，休整了一天后，前往洛阳。当年随徐先生一同进行考古调查的方酉生记得，“徐老的豫西之行，实地调查和考察了登封、禹县、巩县和偃师四县。”
老先生为何一下子就将目标锁定在这几个县呢？
孙庆伟告诉记者，上世纪40年代徐旭生便已通过历史文献确定了夏人活动的大致方位。徐先生并不认为中国古代文献全都可靠，他认为史料之间是有等级的。第一等史料是金文、《诗经》《左传》等先秦史料，第二等史料是《尚书》等，第三等史料是汉代综合的文献如《世经》等。一般情况下，低等级的史料不能反驳高等级的史料。有了这种原则，他将古代文献中所有关于夏代都邑的材料收集起来，再去除重复、无关、有歧义无法利用的材料，最后筛选出30多条汉代以前的文献记载。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他大致划定了夏人的活动区域，即河南中部的洛阳平原，尤其是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还有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徐旭生原计划要对豫西和晋南两处进行考察，可在豫西考察了一个多月后，麦收开始了，他只好放弃了晋南之行。虽然行程只进行了一半，但他在豫西的发现已足够石破天惊。
河南自古便是中国人聚居区，历朝历代在这里营城造市。数千年来，一座座城市在这里兴起，又在这里废弃，沧海桑田。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很难发现裸露在地面的古代遗迹，只有独具慧眼的考古学家才能发现蛛丝马迹。
徐旭生一路调查，寻找断坎。富有经验的当地农民也会不断向他们提供从田地里挖出的各种陶片。走到偃师二里头村，这里出现的历史遗迹引起了徐旭生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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