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处墓葬随葬器物主要有青铜器、陶器、玉石器、骨器等。下面分别论述。乡宁县嘉父山墓葬两座墓葬M4、M6，皆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口底同大，且陪葬品中都发现有石圭，皆放置在墓主头靠近棺内。
不同的是M4墓主口含玉璜、玉片，左肩部有玉璧；M6墓主面部有玉饰，似为玉覆面，脸下有玉玦2件，胸部有绿松石，似为项饰，左右手处各有条玉饰。随葬玉、石质地的圭是晋文化墓葬中的一个特点。
上马墓地出土圭共件，其中石圭件，玉圭44件，多放置于人骨架附近，随葬圭的数量一般在3-5件左右，少者一件，多者30件左右，圭的质地有石、玉、蚌、陶等。曲村北发现的西周、春秋墓葬座，其中47座墓葬随葬圭共68件，玉圭3件，石圭65件，每座墓至少有一件，最多者6件。
关于圭的使用，《上马墓地》第九章第五节有过精彩描述，“圭是贵族阶层用以区别尊卑、身份的礼器之一，使用的方式在西周至春秋时期已经有了较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可以从上马墓地的墓葬出土器物中明显反映出，变化主要在与不同等级的墓葬都出现了用圭的习惯，不仅大型墓葬有，中小型墓葬也不同程度的出现了用圭痕迹；
由此，说明到春秋早期，晋系墓葬中用圭的习俗已经广泛出现，且由于等级不同，使得圭的制作粗糙无序。春秋晚期到战国之际，用圭随葬风俗仍然流行，圭的制作更为粗率。”此外M4墓葬中发现了口唅，玉璜和玉片，以及M6墓葬中的玉玦也同样出现在晋系墓葬中。上马墓地M人骨口腔中玉片5件，M人骨口腔中玉片4件。
以上玉、石制圭与玉片口唅的发现皆表明，嘉父山墓葬晋文化的广泛存在。而在墓葬M6墓主人胸部发现的绿松石项饰，则带有明显北方因素。春秋中期中山国灵寿城出土有绿松石，同样在原平刘庄春秋晚期墓葬M3中也发现有绿松石。绿松石随葬品是同时期中原墓葬所不见的，这是北方因素的明显特征，同样具有北方因素特征的还有内阳垣M92墓葬出土的铜耳环、铜镜、镂空铜刀鞘等。
此外，内阳垣墓葬M11墓内北壁的壁龛，嘉父山墓葬M6棺椁之间西北角出现的马腿骨和下肋骨，瓦窑坡墓葬M30墓内填土中出现的兽骨，三座墓葬中发现的壁龛、殉牲的墓葬习俗，表明墓葬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戎狄文化。
乡宁县、隰县在春秋时期近狄地，《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前年）：“狄伐晋，及箕。”表明“箕”地在晋国与戎狄边境之处，前文考证“箕”地在今蒲县东北，则与蒲县相邻的乡宁县与隰县在当时也很可能是战争前线，晋国伐狄，俘获白狄子，发生地就在此，那么此地的墓葬极有可能是与晋为邻，互有交锋的白狄。
田建文先生对比了乡宁县嘉父山墓地和隰县瓦窑坡墓地的地理位置与墓葬出土的各类器物，他提出嘉父山墓葬M4、M6与瓦窑坡发掘的的两座铜器墓为春秋时期的白狄墓，且进一步推出了瓦窑坡M29、M30是参加“狄伐晋”的“白狄子”。
原因之一是两座墓葬都没有玉圭或石圭的随葬，前文我们分析了随葬玉圭或石圭是晋系墓葬的习俗，瓦窑坡的两座墓葬没有发现玉圭的使用，说明他们还保留了狄人部分墓葬习俗，并没有完全融合晋文化的墓葬习俗。随葬器物中主要反映出的是晋文化因素。
乡宁县嘉父山两座墓葬均为三鼎墓，但鼎都是两件相同，另一件与他们相差很大，这种三鼎墓与晋文化的列鼎制度有明显不同，造成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处于晋国边地的戎狄在融合先进文化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错误，这也反映出中心与边地的区别。乡宁县内阳垣M88、M95鼎制为一鼎，与晋国奉行的用鼎制度相同，墓主当为“士”一级贵族。
隰县瓦窑坡陶器墓葬出土的器物，与晋文化存在一定相似，这一点从陶器的组合方式可以看出，多以鬲、豆、罐的组合形式出现。这说明，这一时期隰县瓦窑坡地区已经存在晋文化的传播；
而从器物的形态来看，也有差异存在，如M24中出土的鬲和罐、M37中出土的壶，这些器物显示出独有的一种文化风格，与同时期晋文化出土的器物风格有较大差异，这种不同的文化差异或可证明这一地区存在的两种文化相互融合后产生的独特风格。
离石区阳石村墓地出土的器物主要是陶器，值得一提的是，该墓地没有出土铜礼器，皆为仿铜陶礼器。仿铜陶礼器在商代已出现，但到了西周不多见，春秋中期再次出现，出现的原因，按照印群先生的说法是：“由于当时争霸战争的频繁以及社会变迁的原因。”
春秋时期各国争霸战争越演欲烈，仅贵族已无法满足战争的需求，于是大量平民士兵投入战争，他们生前获得的荣誉死后也要有所体现，但是当时并没有平民使用铜器礼仪，因此仿铜陶器的出现正是基于此原因。离石区阳石村出土的陶器组合也符合晋文化非列鼎墓的礼器组合：食器：鼎、豆；水器：盘、匜。因此，我们说离石区阳石村墓地同样为晋文化辐射范围，这说明迟至春秋晚期该地区已经归晋国所有。
综上所述，春秋时期晋陕黄河东岸发掘的四处墓地，从墓葬形制、葬具、墓向以及随葬品的发现来看，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向向北占大多数，且一棺一椁葬为主，两棺一棺为次，随葬玉玦、玉块、石圭等，同时出土的铜器与陶器形制上与能从晋文化墓葬中找到相似处，这表明这些地区已经融合了大量晋文化习俗。
但是从乡宁县内阳垣M11墓坑内发现壁龛，M92墓内发现的铜耳环、铜镜、铜镂空刀鞘，以及乡宁县嘉父山与隰县瓦窑坡墓葬中出现的殉牲现象，表明这一地区还存在大量北方文化特色，特别是戎狄文化风格。因此，一方面表明，春秋时期晋陕黄河东岸地区确实存在大量戎狄，且他们在常年与晋国的交锋中吸收了大量晋文化特色，同时也在保留着自己特有的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的晋国加强了对边地的开拓，在不断对戎狄用兵的过程中也把晋文化的辐射范围扩展到了吕梁山南侧，从而形成了这一地区不同风格相互融合的独特现象。主要分析春秋时期晋陕黄河东岸的文化，从狄族与晋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生活文化、饮食文化、丧葬文化，同时和这一时期晋文化进行了对比。
通过分析和对比，我们认为晋陕黄河东岸地区内部主要分为晋文化势力范围以及晋国西北的狄族文化范围，本区域内晋文化势力范围从经济社会文化、饮食文化、丧葬文化均与晋文化有类似的地方，说明这一时期该地区已受到晋文化的全方位影响，但是依然保留有大量戎狄本身特有的文化风格，不仅显示出晋文化中心区域与周边区域的相对关系，还造就这一地区独特的文化融合现象。
同时期本地区白狄势力范围内，他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与晋文化有一定差异，首先这一时期的白狄以游猎为主要生活方式，同时可能兼营一些简单的农作物种植；
在居住方式上，白狄虽然以游猎为生，但是在与晋国不断地交流与冲突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城池等重要建筑，所以除了游牧外，白狄已经有了住房的习惯；在食物的选择上，根据已有的文献资料，加上考古工作者对白狄遗址的食物结构分析得出：白狄以肉食为主，植物类食物为辅。对于饮料的选择上，白狄有饮酒的习惯，这一点，从饮用器的数量上可以看出。
丧葬习俗上，本地区的白狄墓葬受晋文化的影响表现出大量晋系墓葬习俗，比如墓葬形制竖穴土坑墓，墓向北且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在随葬品的选择上有晋系墓葬中常见的玉、石制圭，玉口唅，随葬铜礼器体现着晋文化的铜器组合方式；
但是依然保留有白狄特有的墓葬特色，壁龛的设置、殉牲的发现、绿松石项饰、铜制耳环以及铜制刀鞘等，说明这一时期晋文化与白狄文化相互融合，使得本地区墓葬习俗表现出不同于其他地方的风格。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得出，春秋时期晋陕黄河东岸地区文化发展并不是单一元素相传承，而是表现出不同种文化的相互融合与发展。尽管该地区春秋时期存在相当数量的白狄势力，但是从墓葬习俗表现出来的情况看，已经很大程度上受到晋文化的影响，这说明该地区至少在春秋晚期已经成为晋国势力范围，并且随着晋国对外扩张的进程不断地有更多土地纳入晋国版图，因此该地区晋文化的特色也在不断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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